《吳德口述》 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3)

後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１９６６年，**被歡呼雀躍的受閱紅衛兵圍在中間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我出來后，看見**和**都在上**的電梯口處坐着，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接受這次教訓，以後的檢閱改為紅衛兵坐大卡車經**受**檢閱。結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遊行似的，從**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只顧喊“**萬歲”的口號，熱淚盈眶。每次都出現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西苑機場的檢閱，那次可能有一百多萬人，當時踩死了兩三個人，大家都沒命地往前擁，形成不由自主的強大人潮。八次檢閱，每次都是周總理找我們親自佈置，當時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紅衛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來沒有離開的，人數最多的一天達到３００萬。當時北京市區的居民也就是３００多萬，不到４００萬人，一時增加了這麼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難。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盡量調劑。其實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攤上，天涼了，南方來的人還得給他們發禦寒軍衣。北京市委紅衛兵接待站設在先農壇，負責人是國防科委的一位同志，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很好，還有一些軍隊“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昏頭昏腦的。這些吃、住等問題是不好解決的，接待站的同志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打罵他們，甚至抓他們去遊行，做“噴氣式”來批判。這些同志很苦，見到我時委屈得哭，提出不幹了。那時，我也被揪斗，但還要勸這些同志，說工作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能不幹，而且要干好。有一天，來的人特別多，前門那一帶都擠滿了，人山人海。實在沒辦法了，我去找周總理，說北京市各機關容納不了了，中央各機關我動員不了，如何是好？周總理說通知中央各機關和市委各機關開一個會。於是，馬上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個萬人動員大會。大家都到了，我一說話滿場起鬨，沒人聽。無法，我就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周總理來了，他要求各機關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領人，各機關能住多少就領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騰出一些地方住紅衛兵。以後按這個辦法，一來就通知各方面來領人安排住宿。那時，北京差不多家家戶戶都住了紅衛兵。上上下下，一片沸騰。後來陶鑄提出，這樣串聯影響鐵路等交通的正常運輸，聽說把火車的窗戶都擠壞了，號召走路串聯，不坐車乘船，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這才有效，慢慢來的人就少了。再講一個事情，“西糾”後來變成“聯動”，“聯動”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兒子董良翮都在內，“西糾”後來不行了。然後起來的是哪一派呢？起來的是中學紅代會的頭頭李冬民。這個案子後來還通報了我一次。李冬民組織了一個造反派組織“首都兵團”，**說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團”，中央文革小組要市委支持它。中央文革小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團”的成立大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些“左”得發紫的人都參加了。周總理也在場。北京市是我和丁國鈺、雍文濤參加的。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新疆工學院紅衛兵長征隊頂風冒雪行進在戈壁灘上，赴北京串聯國務院的秘書長周榮鑫也陪了周總理來。這個大會主要是批判“西糾”。我記得“西糾”是北京３１所中等學校的紅衛兵組成的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在大會批判過程中，**故意提高嗓門，問到會的人知不知道誰是“西糾”的後台？參加會的紅衛兵說不知道。**鐵青臉說：就是周榮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讓周榮鑫站到檯子的前邊。**接着又聲嘶力竭地說：還有雍文濤！這樣，當場就把周榮鑫、雍文濤揪走了。我看周總理的樣子，他並不知道**要點周榮鑫的名字，周總理也緊張了，但鎮靜地控制着。陶鑄從中南局調到中央任常務書記后，從中南局調了一批人，雍文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們的矛頭是對着周總理和陶鑄的。我和丁國鈺在後邊坐着，真有些如坐針氈，坐不住了。丁國鈺低聲說：他們都點完了，就該輪到我們了。天知道，一直到散會，也沒有點我們的名字。散會時，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人來說，**讓我去。**問我雍文濤是什麼人。我說：雍文濤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沒有問題，他分管中學工作，他去“西糾”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責任在我。如果雍文濤有問題，罷了我的官算了。**很生氣，讓我回去寫檢查。我的檢討送去后，**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說吳德還比較謙虛，但不能不講原則，雍文濤是有錯誤的。周榮鑫、雍文濤被揪走後，好幾天都未放回來，我們就派人想辦法去找。周榮鑫找回來后，周總理讓他在國務院燒鍋爐，紅衛兵再找他時，就說周榮鑫已經參加勞動去了，實際上把周榮鑫保護起來了。雍文濤被找回來后，在國務院的文辦躲了幾天。後來，雍文濤提出在北京危險，要回廣東，他在廣州市還有辦法躲避。這樣，就採取了一個辦法，讓廣州來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濤後來參加了廣州市的“三結合”。事前廣州還派人來向我作調查，我寫了一個證明，說他到“西糾”是受組織派遣的，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