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短暫的編輯生活(6)

他竭力把自己與沃爾夫聯繫在一起，儼然把自己當做這位作者的翻版。這讓我痛苦不已。因為我們那一代有無數年輕的沃爾夫崇拜者，我也狂熱到了幾乎痛苦的地步。我願意獻出一切，換取與威塞爾共度的一個親密、輕鬆的夜晚，以聆聽大師的軼聞趣事，尤其是他的那些怪癖行為和驚人之舉，以及那重達3噸的手稿。我會不停地驚嘆道：“上帝啊，這簡直太有趣啦！”但威塞爾簡直不可接近。他苛刻、機械，這一點使他與麥克格雷嚴謹、呆板、極端保守的風氣很快融為一體。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仍在那兒自命不凡，玩笑般地對待我的編輯工作。我疲憊的雙眼早已變得獃滯，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流行文風、出版業的時尚以及其他一些東西抱相同的態度。因為麥克格雷雖然身披文學外衣，但畢竟是美國式的商業範例，所以，只要像威塞爾一樣冷酷的人在這兒掌權，我就知道我的麻煩快來了，我在這兒的日子不會太長了。他上任不久的一天，叫我去他的辦公室。那張油光可鑒下大上小的棗形臉、紋絲不亂的鬍鬚頭髮以及充滿敵意的黃鼠狼般的眼睛讓我產生一個念頭，注重儀錶乃至到了敏感程度的托馬斯·沃爾夫不可能對他有任何信任感。他示意我坐下，稍作寒暄便直奔主題，說我在“相貌”方面不符合麥克格雷公司應該遵守的標準。這是我第一次聽人把“相貌”這個詞用在形容一個人面容以外的地方。威塞爾又談到一些細節，令我更加迷惑。因為老好人范內爾從未對我或我的工作說過半句壞話，但現在看來，我的錯誤還不僅僅在服裝上，甚至政治傾向上也有問題。“我注意到你沒戴帽子。”威塞爾說。“帽子？”我回答說，“是的，沒有。”我向來認為帽子是用來禦寒的，所以我只在冬季能想起它。兩年前離開海軍陸戰隊后，我還從未把帽子與工作聯繫在一起。戴不戴帽子是我個人的權利。所以，迄今為止，我還從沒想過這個問題。“麥克格雷公司的人都戴帽子。”威塞爾說。“每個人？”我問。“是的，每個人。”他的回答很乾脆。其實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已經想起來了，麥克格雷公司的確人人都戴帽子。無論是早晨、中午還是晚上，電梯裏、走廊上到處都是草編的和軟毛氈的帽子。所有人的頭髮都剪成一樣的髮式，當然這是對男士而言，女士們（主要是秘書們）就另當別論了。看來，威塞爾的話太對了。我從沒發現這一點，但此時我意識到，戴帽子不僅僅是為了時髦，還是一種責任，是麥克格雷公司的一種習俗，就像這綠色大廈里人人都得穿箭牌襯衣或裁剪得體的威伯黑爾波儂牌法蘭絨襯衣一樣，不管你是發行員還是編輯。我居然如此愚笨，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與眾不同，但即使我現在意識到這些，湧上心頭的卻是一種既惱怒又竊喜的感覺。我忍不住馬上問威塞爾，而且借用他那種嚴肅的腔調：“請問，我還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嗎？”“我不能批評你的閱讀習慣，也不想這樣做。”他說，“但對麥克格雷希爾公司的僱員來說，看《紐約郵報》是不明智的選擇。”他停了一下又說：“這是對你善意的忠告。不用說，你當然可以在你自己的時間和地方讀你喜歡的東西！但作為麥克格雷公司的一位編輯，你不應該在辦公室讀那些激進派的東西。”“那我該看些什麼呢？”我問。我習慣在每天午休時到42大街買一張《郵報》和一塊三明治，然後回到辦公室，消磨掉一個小時。《郵報》是我每天必讀的報紙。那時我並沒有什麼政治傾向，只是一個中立者。我讀《郵報》不是因為它刊登自由、激進的言論，也不是為了馬克斯·勒內的專欄；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我只是對它那大都市報刊的活潑的新聞文風和有關上層社會的報道着迷，比如關於倫納德·里昂的報道。我在回答威塞爾的時候，知道自己不會因此放棄這張報紙，但可以找一頂卷邊的平頂帽戴上。“我喜歡《郵報》，”我說，開始有些激怒，“那你認為我該讀什麼？”“《先驅論壇報》也許比較合適，”他慢吞吞、冷冰冰地說，“要麼《新聞》也行。”“但它們都是早上出版的。”“那就看看《世界電訊報》或《美國紀實》，聳人聽聞總比激進要好一些。”“但《郵報》並不是激進派報紙。”我差點脫口而出，但馬上咽了回去。可憐的威塞爾！儘管他像魚一樣冷冰冰的，我卻突然有點為他難過。我意識到，不是他想約束我，而是他不得不如此。（這難道是一個南方人對另一個南方人遲來的一點點歉意嗎？）他用這種方式告訴我，他對這些愚蠢無聊的約束也沒一點興趣。但在那種年齡那種地位，他是麥克格雷真正的囚徒，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換取那些不義之財。而我呢，至少我的未來世界是自由、寬廣的。我記得他乾巴巴地說“聳人聽聞總比激進要好一些”那句話時，我幾乎有些狂喜地在心裏暗暗說道：“再見，麥克格雷希爾……”但我缺乏勇氣立即走人，這讓我至今還為自己感到悲哀。我開始消極怠工，或者確切地說是罷工。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每天早上準時上班，下午5點準時離開，桌上的待審文稿越堆越高，當然都沒看過。中午，我不再看《郵報》，而是到時代廣場旁的一個報攤買份《工人日報》。我讀它絲毫沒有賣弄之意。我一邊看，或者說盡量去看，並像往常一樣，一邊大嚼猶太泡菜和五香煙熏牛肉做的三明治，在這座綠色的盎格魯·薩克遜要塞里扮演着**員和猶太人的雙重角色。這讓我覺得其樂無窮。我懷疑那時的我真有些瘋了，因為在被解僱的前一天，我帶着一頂褪了色的海軍陸戰隊的綠色帽子（就是約翰·韋恩在《愛娃·吉瑪的沙漠》裏戴的那種）出現在辦公室，帽子上面的裝飾與我的印度薄紗襯衣構成奇妙的搭配。我敢肯定，威塞爾一定看見了我這身可笑的打扮，而我的計劃是，在讓他發現我最後的叛逆行為之後揚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