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時人對此一枝花，如夢相似(1)

我見過胡蘭成先生一面，那時我高中畢業,隨朋友去朱天心家玩，帶我去隔壁鄰居家坐坐，便見一白髮老先生從樓上走下來，穿着還是一襲長袍，笑笑點點頭、和藹可親。朱天心說這是胡爺。那年我們都小，隨天文、天心稱胡先生為胡爺，輩分已定。胡爺流亡日本三十年，於一九七四年應邀華岡講學，後來還是因為當年往事難被接受，遂應朱西寧老師之安排，下山客居朱家旁一年；那年我們因緣際會而辦起了《三三集刊》。之後，胡爺返日，七十五歲去世，葬於東京福生。辦“三三”那幾年，我寫了三本書，第一本書天心幫我拿到日本敬呈胡爺，胡爺徹夜看完，清晨下樓問天心：這個這個阿丁有多高？答曰一六五，胡爺似是苦惱的想想，隨即開顏一笑，似是自言自語說：沒關係，李白也不高。遂讓天心帶回一套日文版的《今生今世》賞我；另贈一幅拓印書法「江山如夢」。那書里胡爺親筆一頁頁校勘過了，那幅書法懸在我家客廳數十年，我喜歡胡爺的字，風姿瀟洒，自在生長。這是我跟胡爺的因緣，先說明白了，好驗明正身。我喜歡胡爺，是他的文章開了我的悟識；是他的大氣寬了我的性情。許多人是因為張愛玲而喜歡胡爺的，我不是，我是先認識了胡爺，才能懂得張愛玲。那時我們辦“三三”，看的說的想的寫的都是胡蘭成與張愛玲，時人譏之為張腔胡調；是不是呢？多年後的今天我重看自己的一些舊作，如同張愛玲一般的滿目荒涼，毛骨悚然，果然我是！當然不是全部，但後期幾篇自命寫得十分世故的小說不歸入張派也難，難怪不再寫了。後來我開始改寫劇本，想來是想極力逃脫胡腔張調的文字魔咒，這一逃便是二十年。《她從海上來》，寫的是張愛玲一生傳奇，胡爺自然難脫干係，這兩個人難說難道，因為都同是世俗又不俗之人。世俗好寫，不俗也好寫，人的複雜多面性卻是最難以戲劇呈現，因為難以統一。因此這齣戲，對我跟蕙玲都是比《人間四月天》更難的挑戰。《人間四月天》寫“情”的真，易懂，《她從海上來》寫的是“人”的真，難。戲劇提煉人生，因為精粹、所以去蕪存菁；此所謂整理人生、此所謂情節主題、此所謂戲劇人物、此所謂之戲劇化也。一般傳記人物，是由歷史定位、或者社會定位來說起，本人性格、一生行誼、皆藉以鋪陳解說證明傳記人物一生主題之戲劇人格，其它不入格的細節，只能“去蕪”去掉了。王蕙玲的這兩部傳記人物劇本，卻挑戰了這個難度。《人間四月天》還好些，徐志摩一生追求靈魂伴侶，已具戲劇主題。我們從情感的追求，生命的執着去理解，那些不甚戲劇化的人物性格和情節，矛盾不統一不具戲劇合理性的真實人生境遇及人物，才因此打動觀眾真實的情感。《她從海上來》談的不是情，是張愛玲的生命，而張愛玲的生命是什麼呢？她不像徐志摩有着叨之念之的生命主命題，她就連自己文學作品都不愛提出冠冕堂皇的主題或意義，她只寫人、只寫生命、寫人的生命與生活的環境，她不拿命題框住她筆下的人，寫她的傳記，能又以什麼來框住她、幫她代言呢？張愛玲的人生越行越低調，就連她跟胡爺的戀情，也終生保持沉默，不發一語；她刻意的保持**，遠避他鄉，隱居於世；張愛玲不留自傳，她的生命不自言，以至一生成謎。那麼，要怎麼來說她呢？王蕙玲想寫張愛玲，不同於坊間許多張愛玲傳記的是，她不企圖從張愛玲的生平去解析張愛玲的作品，也不企圖來詮釋或界定張愛玲。她只是，以同是創作者的經驗，去理解及感動另一個創作者的生命。她想說的，是「不管怎麼樣，她一生都在寫，不停的寫。」這樣的創作者的生命。追尋張愛玲生命的軌跡，王蕙玲從自己的感動出發，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創作者相同及不同於一般人的生命。生命無主題無答案，生命里只有許多的感動。《她從海上來》不解答張愛玲，只訴說張愛玲一生的經歷，和我們對生命的感動。因為是張愛玲，因為張愛玲難說，因為張愛玲難說又不願意硬加詮釋，因為難說不能多說又不得不說得準確；因此這個劇本有其特殊風格，王蕙玲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不依時間軸進行情節，故事從張愛玲中年到了美國之後開始、再接回少女成長時期，而後成名、與胡蘭成戀愛，離開中國，再跳接回一九六二年的美國婚姻，而至老死他鄉。為什麼傳記故事，卻不依慣例的從出生開始，順着時間進行寫起？王蕙玲說，選擇這裏開場，許多原因中的一個，便是因為這時候的張愛玲對國人是完全的陌生，因為不熟悉，才能讓觀眾先擺脫掉對張愛玲許多先入主為主的概念，有機會重新認識張愛玲。從凡人里看出不凡之處，便是《她從海上來》的企圖。從美國部分開場，張愛玲三十六歲，是個來自上海的中國作家，除此之外，一片空白。這樣的出場，張愛玲便純粹只是個普通人，頂多，多了一個作家身分。由這裏，從她一個平凡人的身分，我們看到她與瑞荷平凡幾近無趣的戀愛、平淡的婚姻，再從一點一滴的細節、一些記憶，從張愛玲的回憶，故事才倒敘回她的出身、童年及後來的一切。是的，想知道張愛玲的傳奇，便應該先知道她只是一個“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