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癒合的傷口(2)

我在美工作的五年任期即將結束。安德列也將從使館的八年制中學畢業，應該在莫斯科升入九年級。由於美加研究所還沒有物色到接替我的人，我們已經定下來，八月底列拉和安德列回莫斯科，我留下來在華盛頓等待接任者。我已經替他們訂了機票。可現在這一切都懸在了空中。我們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不知在等待着什麼……大約夜裏兩點，電話鈴響了。“我在這兒，在大堂里。你們下來吧，”我聽到了熟悉的聲音。“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訴列拉。“教訓他一頓……”安德列站在大堂里，有些失神，並且我覺得眼睛有些浮腫。“汽車在門口……我開不進車庫來。”我們出來走到“奧爾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顯示，在最近12個小時裏，汽車跑了幾百英里。看見他可憐的樣子，我什麼也沒有問安德列，泊好汽車，上樓回到家裏。列拉，她忘記了要“教訓”，撲上去親吻擁抱兒子。可他站着，不做聲，無動於衷。我最後問他：“是不是說說，你到底怎麼啦？”“最好明天再說。給我水。”他一口氣喝了兩大杯水，用手背擦乾了嘴唇，很勉強地說出來一句話：“我困死了。”他搖搖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衣服都沒有脫，一下子就睡著了。那一夜，我們當然是一眼未合。我給領事打了電話。他也沒有睡。他的一句話使我感到刺痛：“我們希望，這事就這樣結束……”早晨，無論我如何查問，他都幹了些什麼，他要麼故意不回答，要麼堅持說，什麼也不記得了。列拉和我本來應該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個人留在家裏？不得不帶上他。將兒子送到使館的小餐廳后，我上到二樓，向奧列格·索科洛夫通報情況，大使多布雷寧在莫斯科期間，他是臨時代辦。奧列格也對於此事是否會這樣過去，表示了疑慮。實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個失蹤的蘇漢的結識，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車，還有安德列怪異的舉止……我們決定，為以防萬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蘇航有班機飛往莫斯科。我們跟奧列格關係相當好，我覺得，他在誠心誠意地要在這個困難的時刻幫助我們。電話響了，奧列格拿起了聽筒，但是我發現他臉上的表情在變。他用感嘆詞作答，掛上電話之後，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說：“這是我們共同的朋友，《紐約時報》華盛頓記者站的萊斯里·蓋博。他剛剛拿到了安德列寫給里根總統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請求在美國避難。這封信將在報紙的晚間版上刊登出來……”我預感到了某種不祥，但這種打擊實在是出乎預料。那時，正是“冷戰”最激烈的時期，里根把我國斥為“罪惡帝國”。並且蘇聯外交官的兒子，即便他還是個孩子，向美國總統請求政治避難！這對於那些“冷戰”鬥士來說豈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嗎！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可是，為什麼安德列跟我什麼都沒有說？也可能，這隻不過是挑撥離間？不過，騷擾將會是難以忍受的。突然之間，我的兒子成了一樁醜聞的對象，況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大眾傳媒的歇斯底里將是毫無限度的……奧列格打斷了我苦痛的思緒：“我想，最好你們全家馬上搬到大使館生活區來。記者和穿便服的傢伙們很快會到你在切維－切斯的家裏去的……”我的腦子一下子還不能消化我們所發生事件的全部後果。就向在雲霧中一樣，我下到小餐廳，安德列正在那裏安靜地喝着可口可樂。很難不跟他急，可我還是忍住了。我必須平靜，這樣才能弄清所有情況。首先得去新聞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兒的《蘇聯生活》雜誌社工作。然後趕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趕到使館去。我和安德列走到車旁。我盡量平靜地問道：“你真的給里根寫信啦？說實話。”“我記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國。我不喜歡在莫斯科的生活。這裏好玩多了。”“昨天夜裏你去哪兒啦？”“開車去紐約，想去找美國駐聯合國使團。拿了媽媽放在床墊底下的錢繳路橋費。實際上，全程都有巡邏車跟着我。警察衝著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沒有欄我。”“你看他們是否知道你的打算？”“也許。但是，在紐約他們不見了，而我迷了路，嚇壞了，後來決定回家。”“你要這些幹什麼？你可以在家裏中學畢業，上大學，受教育。然後再來這裏工作的。”“可是誰會放我來這兒？這會是惟一的機會。”“你在這兒沒有專業，沒有受過教育，誰會用得着你？他們自己的失業者也夠多的了！”“我想試一試。要麼成功，要麼死了。這比在家裏混日子強多了。你運氣好，你可以到這兒來。我不會有這樣的運氣的。”“可是你想沒有想過媽媽和我？”“想過，所以才回來了……”我還能說什麼？我們的家庭悲劇，事實上也是這個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劇，“冷戰”衝突的產物。由於跟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美國進行競爭，我們國內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我們老一代的人，經受過艱難的歲月，可以繼續忍受，堅持英國人的說法：“不管對與錯，這是我自己的國家”。但是，甚至我們這些人，也喜歡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裏，傷心於我們的領導人不關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關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孫子輩。我們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人員組成，就是個顯著的例子。當時，條件還不允許我們公開地談論這一切，所以我們只能容忍這些顛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處國外時。對年輕人而言，這些卻難得多。從學校給他們灌輸的，是應該講真話。可是，他們聽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卻是另外一套。安德列對於假話和虛偽那一套的反感特彆強烈。有一次，大使館中學的八年級學生要畫一幅畫，反映蘇聯維護和平的鬥爭，安德列畫了蘇聯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國生活的作業，則用了這樣一幅畫：飯桌上是一張《真理報》，報上是一瓶伏特加。學校的校長，此人每逢革命節日都要寫詩頌揚祖國，順便也頌揚一番多布雷寧大使，對安德列的畫大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釋。我試圖讓孩子明白事理，可勞而無功。“爸爸，”兒子回答說，“可這是真的呀。在學校教我們要做誠實的人……”接上列拉之後，我們迅速收拾了必須的物品便很快來到使館區，這裏臨時給了我們一套房子。正如萊斯里·蓋博所警示的，安德列親筆寫的信件當晚便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出來了，第二條早晨則上了《華盛頓郵報》以及美國的其他報紙。不知為什麼，簽名不是“別列什科夫”，而是“別爾什科夫”。我拿報紙給安德列：“仔細看，這是你寫的嗎？”這次他沒有抵賴。“那為什麼姓氏寫錯了？”“我發慌了，弄錯了……”“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吧，”我對他說，我明白，一旦對他動粗，他就不再會開口。我們必須做出某種決定。但是，事先我必須說服安德列放棄留在美國的企圖，並且要他堅決答應跟我們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這之後，我才能向使館領導提出行動計劃。我提出了各種方案，安德列不說話，只是仔細聽着。“記着，”我警告說，“我們可以體面地解決這事，只有跟你談妥所有的細節，並且只有你信守諾言，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同意。”“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們再談。那現在去睡覺吧。”我們及時離開了位於切維·切斯的房子。我們的鄰居，“新聞”社的代表告訴我，在底層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擠滿了報紙和電視台的記着，等着我們出來。如果我們在那兒的話，我不得不回答他們的問題，甚至不知道如何從這種局面下脫身。如果美國政府拒絕安德列出境，那麼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想清楚該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什麼？我們自己走，留下沒有生活來源、沒有社會經驗的孩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或者跟他一起留下來，自己也成為“出國不歸者”？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開始之前。的確，勃烈日涅夫死後，安德羅波夫上台，國內開始發生某些變化。但舊的教條基本上仍然有效。何況在當時，無論我，還是列拉從心理上沒有做好準備走這一步。此外，我與第一個妻子生的兩個孩子還在莫斯科。我的大兒子謝爾蓋在外交部工作。他會出什麼事？我們在莫斯科有許多朋友。我的書用蘇聯各族的語言，並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出版，我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讀者。不，我們當時不能留在美國。如果安德列在美國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會兩個人回到莫斯科。現在，許多人會認為這種做法太沒有人性，可當時，向許多蘇聯人一樣，我們曾是理論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