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癒合的傷口(3)

整個晚上，電視新聞節目裏，有關“蘇聯外交官的兒子”寫信給里根總統請求在美國政治避難，以及政府打算滿足申請的新聞作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時，加上一段背景畫，上面是鐮刀和鎚子在追逐一個跑着的男孩。這起事件中的許多環節顯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蹤前一天發出的。白宮和《紐約時報》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郵件。安德列的兩封信如何能夠在不到一晝夜的時間裏分別到達收信人，被人拆閱，報告給里根總統，並準備好在報紙上刊登出來？是什麼人專門將這兩封信送給收信人的？什麼人和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了醜化安德列的父親？可是，我在蘇聯大使館裏的位置並不高。不過，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經在美國走過許多地方，在各個大學和研究所講課，闡述蘇聯就這些或者那些國際問題的立場。從我的書里許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經作過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譯。而這個蘇聯外交官的兒子愛上了美國的生活方式，不願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蘇聯的宣傳家，如果他們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進行認真的談話。使館的領導，特別是克格勃的駐館負責人堅持認為，安德列要否認信的真實性。我費了很大的勁，才說服了兒子，必須這樣作。他同意跟我們回到莫斯科。出發到使館之前，我問他：“我能不能確信，你不會糊弄我？”“是的，爸爸，我答應了，會守信的。”這裏，我認為，比較恰當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後寫給《華盛頓郵報雜誌》（1991年10月27日）的關於1983年8月時間的片斷。夜裏開車到達紐約之後，他迷了路，非常害怕，並決定回家。“我的腦子裏亂成一團。我在幹什麼？在這個國家我不認識一個人。我會發生什麼事？我會在這兒找到工作嗎？我住在哪兒？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從未一個人呆過。我的父母——我如此愛他們！我們的爭吵是那麼傻。在我的心裏，我最愛我的父母。只是現在，當我一個人獃著時，我才清楚地理解這一切。沒有他們我不能生活。為什麼我沒有先考慮他們？他們會出什麼事？他們會在蒙羞之後回到俄國？大家都會斥責他們。並且沒有我他們會怎麼生活？他們也愛我。我的父親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儘力幫助自己的國家。他的講座在美國——是蘇聯宣傳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歡自己的工作。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會毀壞他的一切。我的媽媽——不管她說了些什麼，不管她怎樣罵我，不管我跟他怎樣爭吵——她是我的媽媽……為什麼我事先沒有想到這些……我必須回去。”這個片斷我作為一項證據來列舉，即在我的說服之前安德列在內心深處後悔自己的輕率行為，他自己已經決定了要跟我們一起回到莫斯科。在使館高級領導會議上，我們詳細地研究了應該採取的步驟。我建議立即在使館生活區舉行有安德列參加的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聲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這會立即緩和氣氛。此後，安德列和列拉飛往莫斯科，我留下來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體上的宣傳活動開始之前儘快解決此事。但我的同事沒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變了主意，說自己想留在美國，那該怎麼辦？我徒勞地試圖說服他們，不必擔心這一點。他們決定為自己留後手，向莫斯科請示。不巧的是，多布雷寧大使剛好不在。我想，他會當場決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請示，等於把我們家的問題轉移到了兩個超級大國、當時被吸進“冷戰”漩渦的國家關係領域。結果，安德列立即離境可以結束這起事件的時機被錯過。莫斯科的答覆拖延了幾天，其時，針對安德烈的宣傳活動卻已經全面展開。在使館生活區上頭晝夜有一架直升機在盤旋，用探照燈將整個地方照亮。大門口擠着記者和大批的群眾。正對這大門展開了一幅巨大的橫幅“給安德列自由”。通過擴音器喊的也是這個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電視新聞的頭條。美國總統助理埃德文·米斯宣佈，根據里根總統的命令關閉美國的邊境——這是美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電視頻道播放着八面威風的律師們的辯論——如果美國允許將安德列帶回蘇聯，等着他的會是什麼樣的懲罰。剛剛從莫斯科移民到華盛頓的蘇聯問題專家德米特里·薩摩斯，手持蘇聯刑法典，言之鑿鑿地說，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別列什科夫一家都會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所有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見聽見。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問他，在回家的決定上有沒有動搖。但是他表現很堅強，說：“不管怎麼樣，我會信守諾言。”我安慰他，讓他相信，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雖然我自己明白，各種麻煩沒有完全排除。應該說，美國的恐嚇宣傳活動對使館的一些員工見了效。有人建議我們，回到莫斯科之後，改名換姓，搬到外地的小城，盡量不要拋頭露面……過了幾天，國務院“受總統委託”正式通知大使館，稱美國移民當局堅持要求將安德列移交給他們以便核實他的意願。大使館代表關於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聲明，沒有起作用。當局堅決要求交出他來。最終，莫斯科同意了舉行記者招待會。此後，與國務院達成協議，一旦安德列確認自己回到祖國的意願，我們一家可以立即離開美國。就這樣，在使館的俱樂部里擠滿了記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萊斯里·蓋博。也有蘇聯報紙、電台和電視台的記者。使館參贊維克多·伊薩科夫主持記者招待會。安德列表現很好，回答問題十分簡潔，重複了好幾次要跟父母一起會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之後，由奧列格·索科羅夫和克格勃駐館負責人、以及美國國務卿的兩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車隊護送下，我們前往達拉斯國際機場。全程都為我們開了綠燈。刺耳的警笛聲時不時響起來。機場大樓的所有陽台上，擠滿了文字、攝影、攝像記者。他們顯然在期待着某種轟動性的東西。海灣航空公司一架飛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機在跑道上已經等了我們一個半小時。但是，我們未能馬上登機。大使館的同事們跟我們告別之後，國務卿助理理查德·貝特將我們跟安德列帶入一間裝飾非常漂亮的房間，那裏已經有三個陰沉的陌生人坐在那裏。我們被邀請坐在桌子前，他們的對面。其中一個人提問。另外兩個人在作記錄。可能他們是心理專家？顯然，委派他們來，是要檢查一下，安德列是否處於某些藥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覺決定離開美國。可能，當局以為，如此隆重的、幾乎是“總統式”的送行會沖昏安德列的頭腦，他會在最後一刻又想留在美國。但是，這裏安德列表現得十分堅定，很快我們被送上了飛機。我們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領事的機票被登記在頭等艙。我擔心，其他的旅客會因為航班耽誤時間太久而對我們持敵意態度。可是當我們一干人進入機艙時，卻響起了友好的掌聲。乘客當中也有不少外國人，他們，當然還有大多數美國人向我們表示了同情和好感：畢竟我們是勝利者，爭取到回到家庭的懷抱。“波音”機長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實質的：一瓶香檳酒和一罐黑魚子醬。飛機剛剛升空，我們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記者的包圍圈。原來，飛機上的記者多過一打。對於我們免打擾的請求根本無人理睬。他們用各種問題來煩安德列，照相機的閃光燈使人目眩。最後，可憐我們的機長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風一樣把我們隔起來。在巴黎，我們立即轉乘蘇航直飛莫斯科的班機。但是，在布爾熱國際機場上，上這架飛機並非易事。那裏也有一大批記者在等着我們。他們試圖把我跟安德列分開，所以我們一下子遠離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沒有人扶她站起來。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圖在最後一刻把他跟家人分開。四面八方都是標語：“安德列，你還在自由世界。請選擇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亞。”沒有人為父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