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癒合的傷口(1)

作為蘇聯駐美國的外交官，我剛上中學的兒子卻給里根總統寫信，要求政治避難！時值“冷戰”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各大小媒體的歇斯底里毫無限度……為了我的兒子不被秘密送回蘇聯，里根總統親自下令關閉美國的出境通道！這在美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我的家庭跌入了兩個超級大國“冷戰”的漩渦。狂徒的子彈撕裂了我兒子的生命，僅留下了一歲半的孫子，這是蘇聯解體之後。此外，我還有兩個兒子，其中大兒子是葉利欽總統的翻譯。“人的一生，絕不是坦途”，這是俄國民間智慧。每個人都會有沉浮苦樂。一個人的生活之路越長，便會愈加相信，每個順利的時期之後命運一定會帶來新的考驗。我差不多活過了這多事和血腥的世紀。在這期間經過多少事件！但人的天性，卻在回顧往事時，首先想起來的，是風和日麗，雖然有不少的風暴急雨，烏雲密佈。正如許多國人一樣，我本人曾經不只一次墜入深谷，而後似乎又一次開始新生活。所以，似乎可以原諒和忘卻許多事，拿出勇氣獲得平衡。但是，有些傷口卻在不斷滴血，因為我們終究無法復活死者。當我在華盛頓的“亞當姆斯”飯店奇迹般躲過了打劫者的子彈之後，似乎這是幸運再次垂青我的家庭。我繼續自己蘇聯駐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的工作，代表蘇聯科學院美國加拿大研究所。這使我有許多機會與美國學術界建立廣泛聯繫。美國各地的同行經常邀請我講座或者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和研討會。與妻子瓦列莉婭，或者她自己喜歡自稱列拉，我們到過許多州，建立了友誼，並且儘管有各種過度渲染的“冷戰”因素，到處遇到了好感和熱情款待。我們爭取不漏過華盛頓甘迺迪中心和紐約林肯中心的每一個新劇目的演出，看了許多的新電影——當時有過不少的好影片。我與列拉惟一的兒子，出生於1967年的安德列，在使館的中學上學，課餘時間與鄰居的美國夥伴呆在一起。我們的房子不在用高牆與外界隔絕的使館內，而是在首都綠茵茵的郊外切維·切斯，在一幢美國人的大樓里。與當地夥伴的交往幫助安德列很快掌握了語言。但這種交往也帶來了其他後果。其中，我們對他熱衷搖滾樂表示擔憂，雖然他與同齡的孩子沒有兩樣。在新年之前我們送給了他一把結他，不久他已經彈得有模有樣了。在我們家住的樓旁邊有一個公園，每逢星期天那裏會愛好者舉辦的音樂會。安德烈在那兒認識了一個叫蘇漢，黑髮，25歲左右的東方年輕人。安德列其時已經滿16歲，因此列拉非常驚訝，這二人之間何以有共同之處。安德列解釋自己與蘇漢的交往說，他們都喜歡搖滾樂，並都喜歡當時青年人的偶像麥克·賈柯爾。記得，有一次，這是在1983年的8月初。我像往常一樣12點左右開車回家吃午飯。將汽車泊在地下的停車場，乘着列拉準備午飯的時候，我打算上到樓頂游泳池。穿浴袍時，聽見隔壁房間裏安德列的聲音：“爸爸，給我車鑰匙，我想去拿放在車廂里的磁帶……”“鑰匙在門廳的小桌上，趕快上來，一起游游泳……”從這幢20層高的大樓上，可以看到城裏的美妙風景，以及地平線那邊的綠色山丘。游泳池邊放着藤椅和躺椅，地面鋪着花花綠綠的橡膠毯。在陽光下呆了一會，然後遊了一會，沒有等到安德列便下樓回房了。“為什麼安德列沒有來呢？”我問列拉。“難道他沒有跟你在一起嗎？他沒有上這兒來。去車庫看看，他可能在聽那個麥克·賈柯爾。”在車庫裏，我在泊車位置沒有看到汽車。也許，安德列剛剛學會開車，他想玩會車，然後停在另一層？走遍了四層的車庫之後，還是沒有找到他。安德列在哪兒？他會不會出事？車庫的大門自動開關，汽車進來時的縫隙足以使壞人潛入。發現男孩之後，他可能將其捆起來，推入后貨箱，然後駛出車庫。這種事情曾經有過，但我不願往壞處想。我走出門外，繞樓一周，又走了幾個街區，但是安德列和汽車都無影無蹤。回到家裏，我問了列拉，安德列有沒有回來。她已經完全絕望了。他會去哪兒，那輛龐大的“奧爾斯摩比”又會到哪兒去？它可是用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資金購買的。不過，汽車有保險，如果它被盜，錢還可以收回來。最重要的，是安德烈怎麼啦？我們一口飯都沒有動，作了各種猜測。我們翻看了安德烈的記事本，偶爾找到了蘇漢的電話號碼。也許，他知道些什麼？我撥通電話之後，聽到了一個低沉的聲音：“我是蘇漢。”“非常抱歉打擾你。我是安德烈的父親。你最近見過他嗎？”“是的，我見過他。”“問題是，他現在不知去哪兒了。我的車也不見了。他會出什麼事嗎？”“我今天見過他。他好像打算去紐約……”這真是胡說八道！我們一家三口前不久去過紐約，所以我沒有計劃再次去那。把這個情況講給了蘇漢。“這可能是安德列的幻想。非常遺憾，我幫不了你們。”如果安德列堅持自己可以開車到紐約，又該怎麼辦？我聽說，麥克·賈柯爾將在那裏舉辦音樂會。可是，安德列沒有駕照，他勉勉強強能夠開動汽車，根本弄不清楚複雜的路線。華盛頓與紐約之間的道路大多是收費的，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在仔細考慮之後，決定先不打電話到使館引起恐慌，而是先找當地警局。十多分鐘之後，來了一位交通警。我解釋了情況，並告訴他，儘管這不大可能，但安德列現在可能正在通往紐約的某條路上。“他多大了？”警察問道。“十六歲……”“噢，這個年紀的人什麼事都乾的出來。他們腦子裏有時會有些怪念頭。不要擔心，我們會很快找到他的。您的車很容易發現，您是外交牌照。有特別巡邏隊觀察這類車子。您還來不及回頭，我就會把您的小逃兵送回來……”他滿有把握，這使我們打起了精神。真的，像我那樣的車子不難找到，何況駕車的是個男孩子。但是，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而交警並沒有打電話來。又等了一個小時，我又撥通了警察局的電話。“我們正在辦理您的事情，”他回答說，“不要着急，會通知您的……”列拉已經徹底失神了。不得不通知我們的領事。那邊當然會驚慌：蘇聯孩子失蹤了！領事說，馬上到我們這兒來。要我們不出家門。又過了一個小時。顯然，大使館的領導們討論了別列什科夫家裏的“意外事件”。領事最終還是來了。“安德列回來了嗎？”他在門口精神抖擻地問道。知道了安德列還沒有回家后，他開始安慰我們，列舉了各種類似的、順利解決的事例。列拉講述了安德列與蘇漢有些怪異的交往，以及後者推斷，安德列可能駕車去紐約。“讓我跟這個蘇漢談一談。”領事說。我撥通了熟悉的號碼。一個女人聲音答了話。“我能否跟蘇漢說幾句話？”“蘇漢已經也不在這兒住了，他出國了。”說完便掛上了電話。“這很奇怪。”領事說，“如果蘇漢真的跟安德列的失蹤有關，那麼就大事不妙了……”這一點不用他說我們也明白。為什麼警察到現在不能查清楚安德列的所在？為什麼外交牌照的汽車沒有被發現？要不這蘇漢是個強盜，劫持了安德列做人質，將他連人帶車藏在了什麼地方？或者，是些什麼超自然的東西？大使館的工作日結束了。領事跟我們一起又呆了一會，告別時，要我們如果得到什麼消息，立即給他打電話。剩下我們兩人，完全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我盡量安撫列拉，雖然我也明白，我們倒霉了。我們的打算全都被打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