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苦難的惡咒與良心的擔當

──青年作家葛紅兵的人生歷程

葛紅兵這個名字

1968年11月，葛紅兵出生在江蘇南通，那一年冬天特別冷，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驚惶動亂的時期。父親給他取名“紅兵”，一個順應時代的名字，也許想留下一些關於那一個時代的記憶，儘管在那一些記憶中充滿了艱難和苦澀。

關於自己的名字，在接受電視台的一次採訪中，葛紅兵說：“我在想，實際上每個人都渴望在這個世界上留下足跡。我在想我的父親，他是不是也是這樣一個人？當1968年我生下來的時候，正好是紅衛兵運動時期，他想他的兒子可能跟這個世界緊密地連在一起——是他的產品，同時又和時代聯繫緊密——我想他可能是這樣想的，所以他叫我“紅兵”。我很感謝這個名字，我覺得名字在冥冥當中給我很多力量，比如說鬥爭的力量，跟自己內心的怯懦作鬥爭；跟外界的不相合不相容作鬥爭，使自己越來越充實。如果說個名字能夠給我一些暗示的話，我覺得它真是很有意味的。”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那一年，因為一篇文化“悼詞”，葛紅兵在中國文壇掀起軒然大波，這個名字也因此響徹了大江南北。“和時代緊密相連”，看來這話說得沒錯，也許，這個名字是有某一些預兆的。

“我是一個農民”

“近年來我不斷地宣稱我是一個農民，不要叫我知識分子。即使我是一個教授，我還是要像一個農民那樣的說話。我希望我的語言像農民號子一樣在大地上迴響，那麼有力量；我希望我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就像農民脫光了衣服在大地上勞動一樣，他們不害怕自己的皮膚暴露在陽光里，不害怕流汗，那種非常本然的東西”(《讓我的文字直觸我的內心》，湖北電視台，2001年11月)。這話在葛紅兵，並非驕情之詞，他代表了葛紅兵的學術立場，他的所有學術活動，所有創作傾向都和這一原初立場有關，他說，他要做中國農民的良心，他作為一個農民要為自己的出身有所擔當。

的確，作為一個文藝學學者、作家，葛紅兵關注的面可能是太寬了，他甚至寫了一系列研究農民問題的論文，他的關於農民戶口問題的論文、關於農民工待遇問題的論文還被中國婦聯、公安部等單位共同發起和組織的全國大型民工問題研討會看重，在大會上做主題發言。葛紅兵說：他不能做一個無動於衷的研究者，他要做一個呼號着的戰鬥者。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學術立場呢？讓我們追尋他的人生的記憶吧。

生活中的葛紅兵，眉目清秀，氣質儒雅，戴一幅無框近視眼鏡，給人的印象文弱而憂鬱，從他的外表已經看不到農民的氣息。有文章描述他外貌“瀟洒倜儻，書卷氣十足，酷似早年間的徐志摩，一個典型的江南才子。”只有你接觸了他，和他聊天，聽到他內心的聲音的時候，你才會發現，他所說的“我永遠是一個農民”的意義。他有很深的鄉土情節。據他的一個朋友說，他的理想是“早日歸鄉”，“回歸田園”。

其實，葛紅兵並非江南人，而是蘇北人，祖輩由山東輾轉至江蘇。他看重自己的北方血統，欣賞那一股古往今來的豪俠之氣，或許，這是他嗜酒、不馴等性格的源流。

江蘇南通，古稱通州，長江萬里由這裏入海，江海平原的一個村莊就是葛紅兵的故鄉。二十世紀中期，葛家祖輩創下的家業早已蕭條敗落，飢餓、貧窮和屈辱，像蛇一樣地糾纏着這一戶普通的農家。為了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為了逃離故鄉的不公正的境遇，父親領着母親，離鄉背井去蘇北的一個農場當農工。葛紅兵是家中的第二個兒子。在祖父祖母的照顧下，他一天天地在故鄉的那個村子裏長大了(田新：《無垠的夜空中，他將在哪一角閃爍――記青年學子葛紅兵》，《女友》，1998年10月)。

小時候的葛紅兵十分孤獨。村子裏的孩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唯獨他不是。在自傳體隨筆小說《我的N種生活》中，他寫道：“那個時候你很少見到你的父母，一年也難得有一兩次，每當你的父母回來的時候，你就覺得那是你的節日，它屬於你，但是，事實上的情況並非如此……”在愛的渴望中，他顯得沉默而且憂鬱，從年幼開始，他學會了自己對自己說話。

潮濕低矮的農舍，光焰黯淡的煤油燈，冬天穿着空心棉襖和大腰棉褲，一雙小腳在草綠色的球鞋裏凍得紅腫發黑，一天吃兩頓麥片煮的稀粥，餓得頭髮暈，趴在村辦小學校的課桌子上——“在這種飢餓的感覺里，你體驗不到那種尊貴的感覺、尊嚴的感覺……”(葛紅兵)

多年以後，回憶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農村生活，葛紅兵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人生體驗，它可以激發一個人的內心中最為純真本然的情感和思緒：“比如說跟動物的交往、小鳥的交往，跟貓、狗還有牛、羊、馬等等，一系列這樣一些小生靈的交往。還有就是跟樹木植物的交往。因為你知道，一個農村的人，他對植物的認識，跟城市裏的人完全是不一樣的”(葛紅兵)。

村外麥浪暗綠色地起伏，田間農民淌着汗水勞作，一切都映入這一個農民兒子的眼睛裏和心裏，童年和少年的時光飛快地流過。站在家鄉的村口，看見太陽在身前的這一片遼闊的江海平原上東升西落，他想，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黑色怪圈與精神孤兒

和中國千萬個農村貧苦孩子的讀書經歷非常相似，坎坷艱難築成了葛紅兵二十年的求學之路。

因為沒有家世背景而不能升入鄉辦中學，只能留在村裏的小學附設初中念書，1984年初中畢業，葛紅兵是那一所設置簡陋的農村學校自辦學以來唯一考入高中的農村孩子。他被海門師範專科學校錄取了，家裏人都為他高興，高興孩子有了這樣一個脫離農村戶口將來吃皇糧的機會。來到海門，從來沒有走出過家鄉的他對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鮮，雖然那時的他所知是很有限的，但是命運在他的眼前打開了這一扇窗口，由這裏，他可以比先前在家鄉的村頭看得更遠更廣闊了。

讀初中和高中，葛紅兵好學不倦，文理科兼優，他能用痴迷詩歌的熱情去演算複雜枯燥的數理化習題。過人的天資和勤懇的學習態度使他在學業上幾乎無往而不勝。多年以後他回憶說，由於對於文學的摯愛而不得不放棄了理科專業的選擇，但是他相信，當年自己如果選學理科，今天一樣也會獲得成功——關於這一點，他十分自信。三年以後，1987年，葛紅兵以優異成績從海門師專畢業，以2%的選拔率，免試保送進了揚州大學。

80年代末的中國，一個人文主義復興的年代，那個年代的大學校園裏，處處飄蕩着文學青年的純真的夢。在揚州大學中文系本科求學期間，在大學課堂，在學校圖書館，如天方夜譚里的傳說，知識之門五光十色地在他的眼前轟然開啟，他走進去。那是怎樣的一種貪婪的閱讀的感覺：“那個時候我讀黑格爾、讀康德、讀薩特、讀波伏娃的作品，那個時候《第二性》剛剛流行。讀這一系列的作品，就是為了什麼，在精神上跟我的鄉村意識徹底的決斷。有時候我說我希望自己在精神上是個孤兒”(葛紅兵)。他如饑似渴，汲取他所能獲取的知識精華，如他在回憶中寫到的那樣：“對自己都到了苛酷的程度”。“苛酷”，一個很可怕的詞，用在一個刻苦求學的農村孩子的身上卻是非常貼切的。

揚州大學四年，葛紅兵的學習成績連續四年全年級第一名，四次獲得三好學生獎學金，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但是，畢業時他報考研究生的要求被拒絕了，有規定說他是“保送生”，所以非得“從哪裏來，回哪裏去”。當他踏上人生旅途的初期，在將近十年的時間內，他總是陷入到這樣一個怪圈之中。一個能夠扼住他命運的“神秘的物”，一而再地“陰影一樣來到他的生活中……”

葛紅兵回到海門，在原先的那一所母校海門師專教書。從這個地方飛出去，“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魯迅《在酒樓上》)，他的心情的沮喪是可想而知。在這個很小的城市，他找不到一本可以閱讀的書，也找不到一個可以談話的朋友。在那一段時間裏，他不斷地翻看一本黑格爾的《小邏輯》，他想追問人的存在的本源，人與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他因為彷徨而痛苦，他很想知道，目前他所面臨的難道就是他命中注定的一切——“因為沒有希望。一個人，他的生活就像模子裏注入水，沒有什麼希望，前面的一切都已經註定，這是多麼可怕！”(葛紅兵)。

純真是美好的代名詞

人生的不如意並沒有影響到葛紅兵對教書這一行業的熱愛，他擔任中師教師兩年，每天對着講台下和他一樣從貧苦村莊走出來的農民的孩子，看着他們一雙雙求知如渴的眼睛，他想，他比別人更能理解他們的艱辛。他認真地上課，傾其所學地教學，給予學生真摯的發自內心的關愛。也許，這也是他的精神上的寄託。正因為如此，他得到了學生的愛和尊重。十五年過去了，不久前，應邀在新加坡講學的葛紅兵，收到了當年海門師專的一個學生的一封電子郵件，由這封信，我們可以尋覓到當年一段感人的故事。這位今天已經學有所成的學生在信中這樣寫道：

“今夜我終於鼓起勇氣拿起筆向您彙報我這十五年來的人生歷程。

十五年前的那個炎熱的夏天，您的一個頑皮的學生給家裏留了一張紙條后，偷偷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長途’旅行，去尋找他尊敬崇拜的實習老師——葛老師。雖然他去的地方並不遙遠，但這次旅行卻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您是否還記得當您父親領我進您房間剎那間的情景，那時，您正聚精會神地為父親書寫毛筆公文，突然間看到我這黃毛小孩地貿然登門，您的反應是既驚訝又高興。您笑着對我說，“你怎麼能找到這裏的？”或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一個十四歲的小學生僅憑着老師留給他的一個通訊地址，在當時交通、通訊還不發達的年代，獨自一人到長江邊去尋找他崇拜的實習老師確實不是一件易事。可我那會兒心裏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我一定要見到葛老師，要在短暫而難忘的實習教學活動結束后，在長江邊再次聆聽多才多藝的葛老師的教誨。

……那幾天裏，您用自行車帶我遊覽了長江堤岸、長江引水河閘、新興的富民港經濟技術開發區，還給我講述了許多童年趣事。那會兒，我深刻感受到您對長江母親河的熱愛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長江磅礴浩蕩的氣勢一直砥礪着您的胸懷，奔騰不息，連綿不絕的長江水給您的思維傾注了無窮的源泉，若干年後當我聽說您曾發誓要光着腳去長江大橋，站在大橋上，我絲毫不感到奇怪，因為您胸中構建的長江大橋早已把您與南京長江大橋連接在一起。

那個夏日的早晨，您用自行車載着我來到新開汽車站，臨別時，您將家裏的土特產和兩本您珍愛的海門師範獲獎筆記本送給我，那時的我興奮不已，稚氣十足地對您說，“葛老師，我們很快還會見面的……”

老師與學生之間純真美好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學生對老師的尊崇和摯愛，給予當年陷入苦悶之中的葛紅兵心靈的慰藉。

飛翔的**

命運不斷地扼住他“想在空中飛的本能和衝動”，但是他堅持“保留了這種想飛的本能”，他說：“這對我是個拯救，它使我沒有淪落下去，就像在一個很封閉的井裏面感覺到下墜，但是突然之間我會清醒過來，我會奮力地向上，向上飛。”(葛紅兵)

在海門的兩年，葛紅兵前後兩次考研，每一次都被錄取，但是每一次都不被允許離開。

那個自以為能把握他的命運的領導說：“我幹了二十多年還在這裏，你算老幾，才來就想飛？”他說當年是他保送他去揚州大學讀書的，“養條狗還知道汪汪叫幾聲呢”他這樣說。

“憂鬱使他虛弱，孤獨使他生病”，“他在病榻上看書，在胃痛中參加考試”，當第二次考研錄取再一次受到這種無恥地刁難和阻擋之後，葛紅兵幾乎徹底絕望了，痛苦像一個邪惡的魔鬼把他擊垮在地，他的眼前一片黑暗。就在這一刻，他遇到了他命運中的一位恩師——揚州師院(今揚州大學)副校長盛浩良。由於盛先生的出面斡旋，他被允許離開海門。臨走時，單位逼迫他繳納5000元“人才流失費”。對於當年十分貧困的葛家來說，這個數額是相當巨大的。為了幫助兒子實現的夢想，葛紅兵的父親四處向人求助，最後從親戚那兒借到了一筆錢，這才贖出了那一紙“人生契約”。那一年他還不一定清楚，類似的遭際，在他求學及求職的生涯之中，僅僅還只是一個開始。

1993年，葛紅兵重返揚州大學，成為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一名碩士研究生。他心中悲欣交集，他感謝上蒼賜予他重新跨入大學校門的機會，他一定得珍惜。在這個風光秀麗人文古樸的古舊城市，他瘋狂地讀書，瘋狂地寫作，將青春和生命燃燒得如風中之燭。他在報章雜誌上連續發表作品，論文、散文、詩歌和小說，並於1994年獲得優秀研究生獎。1995年，他讀碩士研究生僅兩年，即以優異的成績被南京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錄取為博士研究生。

他來到南京，那一個夏天，驕陽似火，他走上南京長江大橋，走進他童年的一個夢——“等到長大了，我一定要赤着雙腳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行走”——那一天，橋面被太陽光曬得滾燙，那是一個天真爛漫的鄉下孩童的夢。撫着橋欄，看着滔滔的江水從橋下流過，他的心中如同波濤激流，翻滾撞擊……

在他離開揚州大學后的第二年，盛浩良先生在揚州病逝。得到這個訊息，葛紅兵一個人在南京大學的操場上久久地靜坐，淚水打濕了他的襯衫的下擺。

自由和空無

“三年南大生活，她給了我什麼呢？自由和空無——她不強加給你任何東西，因而我說她是空無，但是她讓你自由地選擇你想選擇的一切，從這個角度說她又給了你一切。這對我是多麼大的一種恩賜啊，這自由也是壓力，因為在她‘傲慢’的辭典里，不管你做什麼你都必須是最好的，她給你自由，就是讓你自由自在成為最好的”(葛紅兵)

兒時的葛紅兵也有夢，但是很朦朧，走出故鄉到外邊的世界去，也許就是他的夢的全部。後來由海門到揚州到南京，隨着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豐厚，眼界的開闊，這一個夢逐漸地變得清晰起來。在南京大學自由之風的熏陶下，他愈加堅定了自己求學的最終目的——“‘讀最好的小說，寫最偉大的作品’，此種霸氣的語言，在那時的南大極為普通，你可以從任何一個在南園三食堂吃飯的學生口裏聽到，他會一邊剔牙，一邊將上述話語擲地有聲地扔給你。”(葛紅兵)

古木森森的南大校園裏又多了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在如此豐富的人文主義氛圍中，他自由地汲取他需要的知識的營養。在南京大學圖書館，他一頭扎進故紙堆，翻遍紙張發黃的書刊報紙，陳年積澱的灰塵沾黑手指熏黑鼻孔。他開始“研讀海德格爾、薩特、尼采、福科，對‘身體哲學’感興趣，想把‘身體’搞成一個具有本體論意味的哲學概念”(葛紅兵)。閱讀，思考，寫作，他不舍晝夜。

勤奮苦讀之餘他遍訪古城南京，明孝陵、中山陵、秦淮河、明城牆——“這是南京最美的地方，但也是最容易讓人感傷的地方，我看見明代的城牆在1999年的秋天長滿了爬山虎，晦暗地矗立在深秋的風中。”(葛紅兵)——盡染六朝煙水，結交江浙名流，他和南京(還有上海等地)的“新生代”作家過從密切。那幾年，南京浪漫喧嘩如同塞納河的“左岸”，對文學的痴迷使一群激情青年瘋狂地聚集在一起——1993年，葛紅兵就開始了對新生代作家的研究工作——“研讀他們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葛紅兵)。

有人撰文說：“在對於新生代作家的解讀中，葛紅兵的文字是最貼切深刻的。”“對於7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和另類女性寫作的解讀是那樣文采飛揚、才情流溢。他的解讀絕非那種純學者化的乾癟的剖析，而是融入了他本身的熱血和體溫”(《葛紅兵現象剖析》•《文學自由談》2002年4月，戈雪)。

南京大學讀博三年，他發表論文六十餘篇，連續兩年以本專業第一名成績獲世川良一一等獎學金，並於1996年獲得黃侃學術一等獎。離開南大的時候，他已經是全國知名的新銳評論家，在1998年11月《作家報》的一篇報道中，他已經被列為新生代評論家的代表人物。“不管你做什麼，你都必須是最好的”。他給自己壓力，因為他知道，這種自由的時光在他的一生中並不會太長久，學生生涯很快就要結束，青春和生命對一個人來說非常有限，對此，他有着比常人更為敏銳的感覺，所以他感到憂慮。

之後有一年，他回到南京大學，站在那一幢灰磚綠瓦的老式鐘樓前，久久地，他沉默不語，那一天，太陽的光影在闊大的校園草坪上飛快地移動，在他的眼裏，那就是時間。

最年輕的文科教授

1998年，葛紅兵以優異成績從南京大學畢業，獲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他的才華得到當時湖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兆鵬先生的賞識。那一年的七月，高漲的長江水位還未完全退下，葛紅兵帶着簡單的行李和1000冊書，乘船逆江而上來到武漢。

在湖北大學，葛紅兵被破格評為副教授，正式登上大學講壇，他還未滿三十歲，留在學生記憶中的印象永遠都是一個“朝氣勃勃充滿陽光的大男孩”(湖大學生)，一個在講堂上才氣橫溢，講堂下溫文儒雅的年輕教授。他的一個學生說：“我長大了一定要像葛老師那樣！”無論在海門師專，還是在湖北大學，以及後來去的上海大學，他總是被他的學生視為偶像，許多學生都會以葛老師為榜樣，激勵自己的人生奮鬥。

葛紅兵在武漢只待了一年，在這個城市，他感受到了院校以及文壇的朋友們真切地關愛。白雲黃鶴的故鄉終究未能留住他如黃鶴般地飛去，夏秋冬春，短短的四個季節，在他人生旅途中飄忽而逝。1999年7月，葛紅兵離開武漢來到上海，執教於上海大學，2001年評為文藝學教授，屬中國高等院校為數不多的最年輕的文科教授之一。同年，擔任上海大學中文系副主任。

上海有人撰文說：“葛紅兵是作為人才從南京引進上海，人稱一匹黑馬”。他在武漢整整一年的時光就這樣輕易地被抹掉了。也許，在他自己的記憶深處，這一段時光並沒有消失——在葛紅兵的自傳體隨筆小說《我的N種生活》中有這麼一段話：“由此，我想到我的恩師王兆鵬先生對我的幫助。他們(指他一生中遇到的好老師)都是真正的人，他們幫助我獲得自由，不論是精神上的還是人身上的，他們知道幫助一個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幫助。他們的寬容和仁德讓我感佩，他們的偉大的靈魂對我永遠是一種感召。”

2003年春，在接受上海教育電視台的採訪中，當主持人問及：“你會給自己一個什麼樣的定位”這一個問題時，葛紅兵說：“我想可能兩個吧。一個是作家，這是我從小的夢想。我小時候我就想，如果成為一個作家，我可能會很有價值。因為我從小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跟周邊的人不一樣，這種願望非常強烈，一直到現在還有。第二個呢，就是做一個教師。我想跟學生在一起，跟一些很年輕的孩子們在一起，然後看着他們漸漸地長大，(看着他們一天天)在我的眼睛裏越來越成熟，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人生有意義的一個部分。”——作為一個事業成功人士，在擁有了批評家、作家等眾多的社會頭銜之後，他仍然願意選擇教師為他的終身職業，說明他對這個職業的熱愛。

上海大學校報記者採訪說：“葛老師，第一次來上您的課的時候，真是覺得景象壯觀。我沒想到有這麼多人早早的來到教室，還有這麼多人在門外因為沒座位而沒法進來。”因為學校學生對他的選課率，上海大學專門修改了原先選課系統。有一次，150人容量的班級，居然有兩千多個學生選擇上他教的這一門課。有人這樣描述葛紅兵的教學：“他音色洪亮，上課慷慨激昂，發言自有氣勢，這是年輕的資本和年輕的無窮潛力。”另一個學科的學生說對他說：“(我們學科的)老師建議我們來聽聽你的課。他說你的思想很新潮、很新銳，敢說別人不敢說的東西。”上海大學有研究生說：“正如政治家崇敬**；文人崇敬魯迅；我崇敬我的老師；永遠！”淵博的知識，新銳的思想，風格別具的教學方式，以及近十年來在學術界和文學界所取得的令人目眩的成就，奠定了葛紅兵在高校的地位，在他的學生的心目中，他是無可取代的。

新生代批評家的沉浮

武漢作家鄧一光說：“我覺得葛紅兵是一個壞小子。他是一個太不守規範、一個反秩序、而且以反秩序為樂的寫作者。”在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史上，葛紅兵註定要成為一個值得大書一筆的人物。很多人都是自文壇“悼詞風波”以後才開始注意到他，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以新生代批評家的身份在文壇上顯露出銳利的頭角。

早在1991年，他在揚州大學讀本科，就以“文學史學”系列論文在學術界引起了關注初露鋒芒，當時他只有二十三歲。1996年，他在南京大學讀博期間獲黃侃學術獎，那一年他二十八歲。1997年，他提出了“相對主義的批評觀”，引發了一系列學術爭鳴；1998年，他提出“身體型寫作”及“個體性文學”等文學批評概念，至今仍然為文學批評界激烈論爭的話題；1998年10月出版了學術專著《“五四”文學審美精神與現代中國文學》。其後不久，他的“新生代小說研究”的系列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葛紅兵是國內最早關注新生代作家的文學理論家之一，是國內最早一批對新生代作家進行個案研究和以及群體定位的批評工作者。經他評論的作家有韓東、魯羊、朱文、畢飛宇、何頓、李馮、海力洪、朱文穎、魏微、棉棉、衛慧、丁天、李洱、劉繼明、張執浩等40人左右。他的那些評論文章的文風也是獨具一格的，學者楊劍龍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從前輩學者那兒學習學院派批評的紮實與深刻，他又以新一代學人的姿態追求批評的流暢與靈氣，他的論文文字的隨意與洒脫，可稱為‘新感性批評’”。2000年，一批七十年代生新生代作家在中國文壇上聲名大燥，有人尋覓其源頭，戲稱葛紅兵為“新生代教父”。葛紅兵的作為批評家的聲名和新生代作家的沉浮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但是，2001年，葛紅兵在上海發表文章：《跨國資本左右下的中國當代的寫作》，對他曾經給予過極高評價的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此文遭到被批評者的激烈反駁，他也被媒體稱為“新生代作家殺手”，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作家的友誼。作為批評家的葛紅兵是苛刻的，他只為內心的感受寫作，只為內心的文學理想寫作，而絲毫沒有顧及到自己在人世間的處境。

1999年12月，葛紅兵在《芙蓉》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的文章，引發世紀末中國文壇的軒然大波，全國數百家紙面媒體介入了有關此文的論爭，論爭白熱化的時間持續一年之久，至今“硝煙”仍未散盡。

“悼詞”中的一些尖銳激烈的觀點屬此次文壇大論爭的焦點，即作者對於中國近一百年來的文人及作品的總體性的悲觀評價，葛紅兵也因此被人稱為“罵評家”和“酷評家”。其中有持反對意見者以《為炮製悼詞者出示紅牌——致葛紅兵》(紅孩)為題，對“悼詞”作者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更有人投公開信於中國作家協會，稱“我們”怎麼能“縱容這種對中國近百年文化藝術的一筆抹殺？對魯迅等文化巨匠的辱罵與嘲諷？”

2000年一直到2001年的夏天，那一段時間，葛紅兵經歷了一次沉痛的思想歷程。當初，他只是想用一篇文章將自己鑽研多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來一次情感上的總結，只是想更為真誠坦白一點地表達一下個人的見解和看法，以這樣一種相對自由的表述方式。但是，他沒有想到竟然引發出如此激烈的後果。對手的攻擊和謾罵，朋友的誤會和疏離，周圍的世界一夜之間變得陌生，他感到不為世人所理解的孤獨和痛苦。

任何事物都會有它不同的兩面，關於“悼詞”的評論也是一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開放變革的時代，新時代精神強調的是進取與包容。在一片甚囂塵上的反對聲音中，有學者站出來提出與“主流輿論”不一樣的觀點和看法。有評論家說：“葛紅兵正是在世界優秀文學的宏觀參照系下，立足於文學本體觀作出的否定性評價，或許他的某些表述欠妥，但其基本判斷是成立的”(劉川鄂：湖北大學教授)。有評論界人士認為：“悼詞”的意義就在於道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的“偶像的黃昏”，說：“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渴求偶像又製造偶像的歷史時間，而這種以偶像為中心的精神文化活動，曾經上演了一幕幕悲喜交織的戲劇；那麼，二十一世紀則應以歷史的清醒理性宣稱：偶像的黃昏已經來臨。這是一個大眾狂歡、消解神聖的世紀。儘管我們渴慕寓言世界的‘大師’，然而真正的大師依然沒有出場。葛紅兵博士的‘悼詞’，其實也蘊含著這樣的哲學智慧：悼詞其實是期待新生的音樂”(顏翔林：湖南師範大學教授)。

2003年，在接受上海教育電視台的採訪中，葛紅兵回憶這一段經歷，他說：“(當)你對這個世界當中你不喜歡的東西，或者你憎恨的東西，抱以大悲憤、大憤怒的時候，你就會遇到這種衝突。因為你所憎恨的，可能正是別人所喜歡的；你所不喜歡的，可能是別人用終身的精力去追求的……突然有一天，你的評論出現了悖反，然後那些終身以此為事業的人，會覺得你摧毀了他們的一個信念，那麼這種大憎恨，就會追加到你的身上；然後就會導致對你人格的懷疑，對你整體性的懷疑，這種懷疑真的曾經使我非常痛苦。”

1998年，葛紅兵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文學史學》專著，該著作的體系性、理論性、創造性上被學界高度評價，認為該作已初步建構了獨立的文學史學科體系(孫德喜：武漢大學博士，揚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在中國文藝理論建設方面，作為第一個出版《文學史學》專著的理論工作者，他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學學科理論的奠基人之一。2000年11月，經受了痛苦的思想洗禮，葛紅兵出版了他的又一部文學評論集《障礙與認同--當代中國文化問題》，書中更進一步地闡述了“相對主義批評觀”及“身體倫理學”的文學批評立場。2001年6月，出版批評文集《輕快的柔板》；2002年4月出版思想隨筆《心靈的課堂》；2003年5月，出版《葛紅兵文集•卑賤的真理》、《葛紅兵文集•**的心臟》兩卷，同時出版了演講稿文集《橫眼豎看》。自此，他已經在國內文學批評領域以自己特行獨立的視角和富於創見的思維，打破森嚴頑固的傳統學術理念，奠定了自己的批評理論基礎，被稱為中國當代最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學人之一(湯擁華先生在《花山》雜誌撰文，把葛紅兵和陳思和等一起看成是中國當代建立了獨創批評話語的三位評論家之一加以評論)。

2003年6月，著名批評家王干著文說：“葛紅兵因其獨行的思想姿態和飛揚姿肆的文字在中國文壇成名，也因此成為一個另類的思想者，許多人對他的思想表現抱以驚懼態度，他遭到的拒絕和懷疑本是自然的，但還是出乎他的意外，他還不能理解另類的真正的真諦，我能感到他在這種氛圍中的孤獨和失望。我希望他不會為此而衰頹，希望他能夠適時調整自己的學術方向。”

“三十歲之前我努力地尋找大師，我要從大師那裏獲得力量。但是三十歲之後呢，我覺得真正的大師在你的內心裏，向你自己的內心學習，向大自然學習，這才是偉大的。所以我說三十歲之後，我向我內心深處學習，向我自己學習，我是我自己的大師”——葛紅兵說。

我的作家夢

在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欄目接受採訪時，葛紅兵說：“作家，是我從小的夢想。”他說，“其它的稱號呢”(譬如學院派評論家等等)，對予他來說“都是身外之物”。

也許在冥冥之中，有那麼一股神奇的力量將他的興趣引向文學，他天生的敏感、天生的激情，他的憂鬱與生俱來，寫作自然會成為他命中注定的職業，在他今後的文學研究和文學寫作中，他能做到視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能言，這些與他天生而成的敏感力是分不開的。

“葛紅兵的悲哀就在於他極端敏銳的感覺，對於文學宿命般的迷戀，恰如他的外形清秀英俊貌如郁達夫，他的內心的才情傷感、纖細敏銳也極似郁達夫。”(戈雪)

他說：“上帝給了我敏感，我在四歲的時候就能感受的牛的悲傷，生產隊裏殺牛，一頭老牛，打我生下來它就在了，它比我在這世界上呆的時間長，可是它要死在我的前面……我站在大地上上，那種悲傷從地心傳來，從天空的雲朵傳來，我在這種痛苦裏一個人走了三里路……”

很早他就開始了寫作，在海門師專讀書時，他瘋狂地迷上了文學，他的詩歌在報刊上發表，他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少年詩人。在南京大學讀博期間，他不僅發表了大量評論文章，完成了一部學術專著，另外還創作了兩部少兒科幻小說由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1998年孤身一人來到武漢，他用寫作來抵抗身處異鄉的寂寞。一年的時間創作了大量的隨筆散文，哲理思維與抒情描述相融，文風獨具一格。1999年和2000年，他的散文、隨筆連續入選中國最佳散文隨筆選，有人評論說：“他性格中的率真和思想中的絕斷，給予他的文字以巔峰的力量。”

“生活深處的隱痛，它們喚起了我以及我的語言，讓我的體內有痛的感覺。我的隱痛是無限的，語言對我來說是階梯，經過攀登，我希望盡頭是一扇門，打開它我就可以看到那些痛楚和不公了。這種感覺比**、喝酒、遊盪、讀書更重要”(葛紅兵)。

寫作已經與他的生命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的生活中似乎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了。一天十數個小時在電腦跟前，他從沒有感覺過枯燥，沒有什麼事物能夠分散他在自由空間縱橫馳騁的思緒。每逢這時，他給人的感覺是冷漠的。“當他沉默的時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他的眼睛在虛空裏，靈魂在別的地方”。也許，這就是他的寫作狀態。

2001年4月，隨筆集《現在活着》出版；2001年7月，攝影賞析隨筆散文《真實的荒誕》出版；2001年10月，自傳體隨筆小說《我的N種生活》出版；2002年4月，少兒科幻小說《未來戰士三部曲》出版；2003年2月，藝術隨筆集《維納斯的抽屜》出版。

《我的N種生活》在全國銷售突破60000冊，登上海書城當年暢銷書排行榜。書的部分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受到網絡上下廣大年輕讀者的喜愛。國內眾多的批評家對予這部小說很高評價：“我喜歡這本書以及這樣一種自我獨白的方式”(朱大可)；“這是一本精神的自傳，這是一聲聲恥辱中痛切的呼喊”(余傑)；“它以一種心靈史的方式，充分展示了人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自然的存在，既具有許多異質成分，又具有許多共通的人性的劫難”(洪治綱)……

2001年11月，葛紅兵回到武漢，參加《我的N種生活》研討會並接受媒體的採訪。武漢晚報以《美男作家載譽江城》為大字標題對他進行了專題報道；湖北衛視以《讓我的文字直觸我的內心》為題播放了對他所作的專題採訪的全過程。2002年，上海少兒出版社於“六•一”兒童節期間推出葛紅兵的少兒科幻小說。當年7月，中央電視台邀請葛紅兵赴北京參加《讀書時間》的節目錄製。在央視演播廳里，葛紅兵接受了著名主持人李潘的採訪，談書，談寫作，談人生，談理想，談奮鬥經歷以及創作成果。

2003年8月，葛紅兵在百忙中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沙床》的創作。書中以上海大都市為背景，描寫了某高校一個青年教授和他的學生以及多名戀人之間的複雜**故事，對大學教授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態、生活狀況都作了深刻地毫無隱諱地揭示和披露。小說瀰漫著濃厚的離經叛道情緒和上下求索精神，“反映出當代社會普遍的心理危機及信仰危機，濃郁的愛欲氣息、深重的悲憫情懷、真切的罪感意識構成了葛紅兵創作的主基調；這些讓他非常接近盧梭”(美國文派若薩大學副教授諾賓•薇拉語)。此書目前正處於緊張地編排階段，長江文藝出版社準備於2003年12月將葛紅兵的新書以強勢推出。

如今，葛紅兵的活動舞台已經跨出了國界，作為中國當代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學人，他正活躍在國際舞台上。2003年9月，應南洋理工大學中國語言文化中心的盛情邀請，葛紅兵赴新加坡一年，以研究員的身份參加兩國間文化學術交流，2003年6月，葛紅兵將遠赴歐洲，任英國劍橋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康橋”，多麼詩意的名字，在那裏葛紅兵將登上講台，代表中國學者為海外學子傳道授業解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