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談《沙床》

問：你怎麼給《沙床》定位？

內容上《沙床》是一部生命小說，它是探索“人如何在死亡的威脅下生存的小說”。形式上《沙床》是一部學者小說，它指向的是對存在問題的終極思考--明年我將出版《沙床》的哲學版《個體及其在世結構》一書，《沙床》是我的哲學著作《個體及其在世結構》的副產品，事實是在《沙床》中我差不多已經把我的《個體及其在世結構》的基本思想及其寫作思路和盤托出了。方式上《沙床》是一部自敘傳小說，它用“第一人稱”塑造了“我”這個虛構的人物形象，“自敘傳”是一種小說虛構技法，和“自傳”不是一個概念。

問：作為一名學者，你為什麼要寫小說呢？有謠傳說《沙床》涉嫌**，長江社專門做了解釋，你如何看？

是一個誤解。

誤解的關鍵是很多人未能準確把握和呈現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

我常常面對這樣的誤解，因為我是一個文藝理論工作者和哲學愛好者，我常常是在這兩個專業的範圍內使用那些特定概念，對於我來說是有特定內涵的概念，往往採訪者和讀者並沒有時間深究這些真正內涵。

比如，我說這是“自敘傳”小說，就有人問我“那麼小說中的諸葛教授就是你了？”他們把“自敘傳”和“自傳”混淆了。

又比如，我說這是一個以“超越信仰”為中心的小說，有人就會問“你的小說中反覆地談論上帝，那麼你是宗教信徒了？”，原來他們把“我小說中主人公談論的上帝”和宗教的“上帝”等同了，事實是怎樣的呢？我的信仰不是對三位一體的上帝的信仰，我的“超越信仰”只是由古希臘哲學，經希伯萊傳統，而在康德、海德格爾意義上被闡揚的哲學的“上帝”--那個存在的本源，那個對存在的非公義性負責的世界本質；那個尼采殺死了又令其復活了的上帝，那個康德說，為了道德要懸設一個上帝，海德格爾說，還只有一個上帝能救我們的上帝，那個陀斯托耶夫斯基：在沒有上帝的日子裏怎麼存活的上帝。我反覆思考的是存在的非公義性問題。而不是上帝本身的問題。我的信仰依然在一個無神論者的範圍內。

在“**”問題上也是如此。在我的觀念里：**是生命力的代名詞--我願意寫出人生上最偉大的生命力，因為我認為生命是“死亡之路上的掙扎”，沒有“生命強力”人如何在這世上生存--要知道，存在是非公義的，存在只是向時間支付的罰金。**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是人作為一個族類延續和發展的原動力。

**和“**”無緣，更加和“色情”無緣。事實是在我的小說中，主人公“我”一直在迴避“**”，他病入膏肓，不可能對“**”感興趣。《沙床》是一部沒有涉及性，進而也遠離**的小說，它是一部嚴肅的生命小說，反映的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對生命和愛情的終極思考，小說中的主人公諸葛教授明確反對並且迴避**，而把追求形而上學之神當作自己的人生使命；他對存在的非公義性發出了嚴肅的追問，對愛情和婚姻的神聖性表示了真誠的禮讚。《沙床》嚴肅地區分了**和色情的界線，更不是一部**小說。而且這部小說是在兩年前創作的，當時我的心境處在痛苦之中，何以能寫出與色情或是**之類的小說呢？大約兩年前的這個時候，比我大一歲的哥哥重症乙肝晚期，我的胃也一直不好，萎縮性胃炎惡化，急發胃潰瘍，不巧的是與此同時我還身染交際恐懼症，病痛與恐懼以及對親人的擔憂整天圍繞着我，在這個時候，我考慮最多的是一些與死亡。寫《沙床》的動機完全出於當時對自身身體以及精神的安慰。當時我想的主要問題是：我們緣何還有理由活下去。人值得為存在本身到這個世界掙扎一過嗎？在我的思想里，這些都不是中心了，更重要的是命運。人的卑微、人的罪孽、人的渺小，人在毀滅之路上無望的掙扎，才是中心。

問：從什麼時候開始，你的寫作開始轉向身體，你覺得身體和寫作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

我一直在解釋“什麼是身體寫作”的問題，現在我才發現，這是解釋不通的，“身體寫作”可以用在我的文學批評文章里，但是不能用在報紙上。因為它沒有被正確理解的專業基礎。

所以，我想拋開這個概念。直接談。

我一直追隨着我的本能--我對這個世界的最直覺的理解和感受--在寫作；對我來說，寫作就是讓一個人拋開文化傳統施加給你的各種慣例、常識、教條，拋開那個被文化遮蔽和壓抑了的世界，用更加本真的眼光去觀察和發現那個更為本源的世界，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更加依賴我們的身體感覺，我們的觸覺、我們的聽覺等等，而不是要克服身體。

問:這本書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人類真正要面對的命運是什麼呢？是死亡。面對時間之水，我們甚至都比不上那些砂礫，它們能積澱成----沙床，而人類呢？只是時間之水上漂着的浮萍。

“沙床”的含義是：“永恆”將留在原處，而我們將隨流而逝。我們是短暫者。

但是，短暫者也可以找到輝煌的東西。

古希臘人看見軀體的死，看見身體會**，大多渴望在精神領域尋找永恆，他們虛構了身體和心靈的二分法，覺得身體是皮囊，是表象，靈魂才是真實的，永恆的。以後，西方哲學都這麼看。但是，我不這麼看。

我相信存在就是身體，靈魂這是身體上的一個器官。身體才是我們的本質。我們要承認我們是短暫者，承認我們是身體的人，而不是靈魂。

這些我會在《個體及其在世結構》中闡明。

現在我可以回答你了：為什麼這樣的寫作能夠熱賣？因為這種寫作更為接近存在的真理；假設你所說的熱賣是事實。

問：你認為當下的作家應該如何定位？是保持尊嚴的文人還是成為大眾娛樂明星？

葛：作家應該關心“真理”，他用它的文字親近了存在的真理了嗎？這個非常重要。只有他真正親近了“真理”他才能獲得尊嚴。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巴金身上的說真話、懺悔的意識，也是我敬仰的，儘管我當初批評過巴金，但是，我依然認為巴金是文學巨匠，是中國人求真意志、懺悔意識的象徵，所以，我願意我的小說中也這些質素，所以，我願意這部小說獻給巴金。我把這部小說的出版日期定在11月25日，巴金百歲生日那天，就是這個意思。我也已經通過有關方面向巴金表達了向他生日獻禮的意願。也許，有人會說，這個小說配給巴金獻禮嗎？但是我要說，那個最貧窮的貧婦可以向那個古代的拿撒勒人基督獻禮，並且得到基督最大的祝福，我也可以。凡是熱愛文學的人，無論他是百萬富翁還是貧民窟里的孩子，都有權利獻禮。在我的意識里，向巴金獻禮就是向良知和真誠獻禮。我也希望借用你的版面再次表達這種心聲。希望你能幫助我。

我不知道你問題中的“大眾娛樂明星”是否有特殊所指，但是，我願意說：巴金是我內心最偉大的明星，事實是巴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要遠遠勝過任何一個當代“明星”。

問：你曾經提出繁華盛世最應當引起知識分子注意的是文化在精神上整體性的“娛樂化”，而你似乎正成為這一娛樂化的典型代表，你在意別人把你稱做娛樂人物嗎？

如果說，因為此次我被某些“造成”大眾的“娛樂”，那麼，我要承認我的確已經成了“娛樂”的代表。

但是，我的著作，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小說，都是嚴肅的，它們來自我的內心，真正讀了我的書的人一定會有自己的判斷。我和我的作品被“妖魔化”了。

問：某門戶網站羅列了本年度文壇十大秀手，你名列第三，你同意這個排名嗎？你認為作家頻頻作秀的最終目的是為名還是為利？

我只為內心的“真理”而寫作。當年我的《悼詞》發表之後，也有人把我排在那年所謂十大作秀高手裏，誰又知道，當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裏摸爬滾打了十年之後，我發現這個領域並不值得我貢獻一生，我是懷着悲痛的心情，懷着和自己曾經的理想告別的心情，懷着和自己的十年青春惜別的心情寫那篇文章的呢。今天即使是那個侮蔑我的人也承認我在那個時候是真誠的，我受到了誤解。如果因為我說出了真理，說出了那個真實，而受到嘲笑，我並不感到可恥。

這個排行幫我也看了，裏面羅列了金庸、余秋雨、池莉、石鐘山等等，儘管我批評過上述幾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我依然必須承認，這份指控他們作秀的排行幫是毫無理由的。池莉僅僅因為自己的小說名中有“快感”和“喊”兩個詞，就入選了，而另外一個人更可笑，她是因為她的小說中有“**”一次，難道這些詞是有罪的嗎？難道這些詞是不潔的嗎？難道我們真的不能面對這些我們天天擁有、天天在做的“事物”嗎？

問：在被炒作的沸沸揚揚的美男作家事件中，很多人都無法辨別真相，你認為作家在這樣的事件中通常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或者只是默認，隨便出版社怎樣操作，只要有利可圖？

我沒有參與，也不存在“默認”。事實是第四天我就在《新聞快報》表明了“痛恨”，並認為這可能對我的作品構成“貶低”。我之所以沒有主動站出來到處喊“反對”，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稱呼”本來沒有惡意，這一點長江社在《聲明》中解釋了，編輯打趣和個別記者戲稱，都沒有關係。這也是為什麼開始的時候，儘管我表示痛恨，但是，沒有發表反對的《聲明》的原因。我不能為這種帶着玩笑的稱呼，認真去寫一份“葛紅兵聲明”。我想“痛恨”這個詞已經可以表達我的態度了。所以，我說我不會跳出來“反對”。但是，“痛恨”加“不反對”並不能推出“默認”、“合謀”來。如果我遭到某個人性騷擾，我會表明我“痛恨”，但我不一定會放下手中的事情，專門去做反對“性騷擾”的工作。沒有那個時間。更何況，當時並沒有人是在故意惡炒“美男作家”。這個稱號後來廣泛傳播，裏面是有問題的，事實上出版社也在納悶。

我早就知道，這個“稱號”對我有害，而不會有利“可圖”，我從中能圖到什麼“利”呢？“名”是一個壞名，我不需要這樣的壞名，“利”也是沒有的。

許多人認為這可以促銷我的書。這是誤解。

首先，就一般知名度而言，作為一個學者作家，我已經擁有相對知名度和固定讀者群，並不需要“美男作家”這種完全是另起爐灶的“抓瞎”宣傳，這就像金庸如果出一本新書，絕對不會在“武俠小說作家”之外，突然策劃一個“香港報業作家”的宣傳方略一樣。儘管我沒有金庸的知名度，但是，這種道理是一樣的。我很清楚我的讀者群在大學生和熱愛思想一些中青年讀者中，如果要我自己設計宣傳思路，我會有針對性地對這個群體做宣傳，而這個群體關心的根本不是什麼“美男”、“**”，是“思想”，是“智慧”。

“美男作家”的宣傳完全是抓瞎，它會讓我失去大學生讀者，而又遭至其他讀者的抵觸。

我非常清楚宣傳對書的促銷是沒有根本影響的，宣傳只能讓讀者知道有這本書的存在，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決定讀者是否買這本書。我就是絕對不相信宣傳並且對宣傳反感的讀者之一，我不會因為聽信了宣傳就去買一本自己不需要的書，更不會因為聽信了宣傳而去每一本和自己的趣味及閱讀標準相抵觸的書。

第三，我是有職業工資收入的人。這個書的版稅，對我來說並沒有某些人想像的那麼有經濟價值。真正的明眼人是可以算出來的。就我自己來說，我也算圈內人，對稿費很了解。在中國可能沒有一個作家是真正通過圖書版稅致富的，我本人也沒有這種企圖。紙面文學已經衰微，靠圖書版稅致富，完全是天方夜譚。現在是影視網絡媒體時代，紙面文學已經不是主流藝術樣式了，這個我在幾年前就寫過文章，我認識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在肇慶講這個發言，有人批評我悲觀。實際就是這樣啊。二月河、池莉他們都不是靠圖書版稅致富的。

對我來說，寫小說只是為了自我治療，為了闡明我內心的“困惑”，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幫助我理解這個世界，進而更多地理解文學，我才這樣做的。所以，我說我不關心讀者。要一個大學教師為了錢寫小說是非常荒唐的。

寫一個小說要用兩年，而這個小說的版稅卻不會超過他幾個月的工資，何苦呢？我不可能荒唐到連這點都想不通。

問：這個小說是怎麼寫起來的呢？

這個作品構思是在前年冬天。我哥哥病得非常重，我也病，在上海西郊一個朋友的房子裏養病，那個時候，天氣真的很冷，想一邊養病，一邊寫《個體及其在世結構》的引言，但是，胃痛，加上身邊沒有資料，什麼也做不了。這期間除了早就約好的給一個朋友的畫展助勢，出了個場，一個月幾乎沒有出門，但是，只寫了兩千字。

有天晚上，吳炫喊我、楊揚、郜元寶、王宏圖等幾個人吃飯。席間還有南京來的兩位朋友。我就去了，那晚大家很愉快，那晚我對楊揚和王宏圖說，我在寫一個書，《個體及其在世結構》，想看看人是怎麼活在世上的，寫寫這個年齡段對生命的理解，不過很難，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力氣把握，很苦惱。王宏圖聽了，就說：“你不是寫了《我的N種生活》嗎？那種語言很好，幹嗎要逼自己？”結果，那晚結束以後，回到西郊我那個朋友空空蕩蕩的房子裏，我就真的寫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小說怎麼會和**有關聯呢？它和“疾病”的暗示和隱喻相連，不會有**。這個小說又怎麼和金錢有關聯呢？金錢能改變人的命運？

我把這個小說看作是命運給我的禮物。它對我是一個拯救。

不過現在，對於《沙床》和關於它的一切，可能我是最不關心的人。事實上這個小說已經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了。

我要認真地說：我不關心《沙床》的銷量，它對我的經濟價值非常有限，我沒有必要費力去做這些事，《沙床》的實際銷量對我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麼有經濟意義，我沒有必要去“合謀”。事實上我沒有向出版社提什麼高額的版稅、首版數的要求。當初，長江社，也不是給我條件最好的出版社。所以給長江社，是因為我相信長江社。事實是，從長江社的《聲明》來看，它是對作者負責的。為一部作品以出版社的名義發一個聲明在長江社歷史上是沒有的。我也相信長江社的解釋。在這種前提下我還要怎樣呢？

我要重申一遍：我不為利寫作。看了這個書的人應該看得出來，我目前的精神狀態到底是怎樣的？

問：在這個眼球經濟時代，作家使出渾身解數，頻頻出招作秀，這究竟是文學最後的出路還是文學正在走向死亡？

我不認為作家在作秀。我說了，那個作秀排行幫是對作家的誤解。難道你人物余秋雨、金庸他們真的需要通過作秀來賣書嗎？難道金庸和余秋雨等真的那麼蠢嗎？金庸捐出了價值數百萬甚至接近1000萬的房子，這樣的人真的要通過作秀賣書嗎？

文學不會死亡，因為文學不需要出路。文學將永遠如此：只是部分愛文學的人事情。文學不必到不愛文學的人那裏去找尋出路。就向音樂不必到牛那裏去找市場一樣。

問：許多人認為，在這場關於美男作家的炒作中，你是最大的獲利者，但也有人替你可惜，你自己覺得你是受益者還是被侵害了？

我是直接受害者。

本來這件事原本沒有什麼意思。我一直低調迴避是因為我覺得無聊，我以為這件事會很快過去。但，事實是浪頭越來越大，矛頭針對我個人人格了，人身攻擊也來了。我希望這一切很快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