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奧戴麗離開查理去中國(1)(圖)

奧戴麗、父親朗寧與周恩來（1971）

查理對自己作為家庭一員的地位越來越感到安全，並且滿懷信心，以為他的替身母親和主要供養者會始終陪伴他；可就在這時，我不得不離開查理去中國旅行。天賜良機，我可以成為最早看到**中國的西方人之一，但我擔心自己突然離去會動搖查理的安全感。爸爸去北越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得到了駐香港的中國旅行社的簽證，我可以去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了。我兩星期前提出了申請，但斷定會像其他西方記者一樣遭到拒簽。時值1966年夏天，加拿大是7年後，而美國是13年後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鬼子”當時不受歡迎，而美國政府禁止美國人去中國。因此中國人給我旅遊簽證的確讓我大吃一驚。我是以一位加拿大家庭主婦的身份提出申請的。表中問到是否去過中國，我沒提在內戰中曾在中國呆過兩年，也沒提生在中國的父親曾在**的宿敵蔣委員長的南京政府任外交官。17年前我從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撤離，解放軍隨後跨過長江佔領了南京。我急切地想把舊中國和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一番比較，但這意味着我要暫時撇下家人。我可以向孩子們做出解釋，但我知道查理會感到絕望。爸爸去了北越，托平被派往南越，蘇姍和凱倫在台灣的一家美國教會學校莫里森學院上學，而羅賓和萊斯莉整天呆在香港的英國學校。儘管陳和邵瑩已經和查理成了好朋友，並且對他照顧得很好，但他們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查理已經習慣整天有人陪。他將不得不在這塊英屬殖民地上和貓交際，而他對此顯然沒有興趣。他將無法理解為什麼他的大多數人類夥伴突然拋棄了他。我左右為難，因為我知道他是極敏感且易受傷害的動物。可這次的確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使我成為最早的西方記者從竹簾後進入未知的“紅色中國”。我不會為一隻鳥放棄這富於挑戰的經歷。但儘管我這樣勸慰自己，我還是深感愧疚並且害怕查理永遠不會原諒我。如果當時我知道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我很可能會選擇留在查理身邊。我安排好《紐約時報雜誌》的一項任務，第二個星期和查理和姑娘們吻別起程去中國。托平送我到九龍火車站，憂心忡忡地和我吻別，看着我登上九龍列車駛往中國邊界。“九龍”是指九條龍，八條是呈半圓形環繞港口的八座山；第九條是寓意上的龍，意指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傳說他在13世紀隱居在此躲避蒙古可汗兇悍的鐵騎。我並不擔心龍。列車逶迤駛過新界，經過九龍之一的阿瑪岩駛向羅湖。我走下英國火車，提着大包小包和照像機，獨自走過三春江上的鐵路橋，走向紅色中國，心中越來越擔心。海關大樓上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牆上新刷的大字報頌揚着社會主義並譴責美帝國主義。迎面站着兩個表情嚴肅的解放軍士兵，肩上斜挎着上了刺刀的衝鋒槍。“你好——Hello，”我走上前，儘力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們一臉霧水，隨後咧嘴笑了。“你好，你好。”我用極生硬的普通話問我可否給他們拍照。(在香港，大家都說英語和廣東話。)他們搖頭說“不要。”“為什麼不要？”他們還來不及回答，一位講英語的官員就揮手跑過來，好像我正在收買國家機密。“我只想拍張照片。”我解釋着。“不行，”他指着對面的英國士兵說，“英國人禁止在橋上拍照。”他抓着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推進一條帶篷的木地板通道，通向海關大廳。通道兩邊掛着**的巨幅畫像和宣傳畫，畫上堅定、英俊、兩眼怒火的中國人踢得肥胖的黃皮膚的美國人抱頭鼠竄。在大廳入口，一位穿藍中山裝滿面怒容的官員問我有沒有值錢的玉器、書、鴉片、彩票或鴿子。“沒有，”我說，“我什麼都沒有。”他仔細查看我的加拿大護照，見有台灣簽證，就粗魯地問我為什麼有4次台灣簽證，難道我不知道那是敵占區？我解釋說有兩個孩子在台灣的一所美國學校上學，我必須去看她們。他銳利的眼睛緊盯着我，叫我別動，然後就不見了。我想要是我真帶了只鴿子，那後果簡直不堪設想。終於他手拿紅蠟筆回來了，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用筆在台灣簽證上打了一個大大的“？”(有你好看的，台灣！)，然後笑了一下把我交給一位年輕的女海關檢查員。她要看我的3個相機。讓我意外的是她還要看我的膠捲。我打開箱子，從鞋裏和各種擠出的空間掏膠捲。她神情嚴肅起來“你有多少膠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