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奧戴麗離開查理去中國(2)(圖)

鄧小平第一次公開露面。1973年12月奧戴麗、父親切斯特.朗寧、蘇珊.托平和周恩來、鄧小平在北京火車站等候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的到來。

“大概60卷。”“你只能帶36卷，剩下的留在這兒，出關時再取。”“可沒人告訴我這個規則。”我懇求着。“等一下，我去請示一下上級。”這回我肯定要被送回查理身邊而去不成中國了。她領來一位上年紀的官員，懷疑地看着我，“你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膠捲？”我想這下完了。他們一定發現我丈夫是位美國記者，而我為《紐約時報》工作。查理，我就要回家了，如果他們不把我關進監獄。我強作歡笑，“中國太美了，我想儘可能多拍些照片給我的5個孩子看。”我等着他們揭穿我。“5個孩子？”他挑了下眉毛，“是男孩嗎？”“一個是，”我驕傲地說“最小的一個是男孩，叫查理。”“呵，不錯，嗯，4個女孩。”他看上去很同情。“嗯，那每多出一卷要收10塊錢(5美元。)”“OK，OK，沒關係。”我答應着。知道中國人喜歡討價還價，我想起那個小販，然後做出難過的表情，“其實我也不是非帶那麼多不可。”他突然笑了一下說，“如果你真的要多拍些照片給兒子看，我們特例開恩准許你帶進去。”我對他千恩萬謝，代表我兒子查理和我自己，一邊趕快把膠捲塞回鞋裏。我拉上提包拉鏈，那位女檢查員笑着重複了一遍“這可是特例開恩。”她握了握我的手，“歡迎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樹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國》，我在歌聲中登上火車繼續我的紅色中國之行。與過去不同，如今火車都是正點。車上一塵不染，也沒有蒼蠅。服務員都穿着白制服給少數幾位乘客供應綠茶。我感覺自己像在一間病房。車上一直播放着愛國歌曲，我終於在茶桌下找到一個按鈕將它關掉，這是我在蘇聯學會的一招。我向窗外望去，其他乘客都鬆了口氣，原諒了這些無知的外國人。眼前景物和17年前一樣，永恆的中國。翠綠色的稻田伸展到天邊，農夫趟着沒膝的泥水，扶着長角水牛拉的木犁，竹制的船帆滑過運河水面。崎嶇的小路兩邊排着拱形柳樹，光脊樑的小孩戴着錐形草帽，趕着白色鴨群和尖叫的黑色豬群走向遠處的塔樓。還有上年紀的女人肩上背着柴火捆、超載的驢、在溪邊嘰嘰喳喳的鄉下女人拍打着洗衣服。且慢。這些農民的草帽上戴着紅五星，而且他們的勞動是有組織的。每個人都穿着一樣的高領敞袖寬大束腰外衣和藍色大襠褲，經常是補丁摞補丁。很多牆上用紅色大字刷着黨的口號：“**萬歲！”“打倒美帝國主義走狗！”紅色中國好像只剩下這些“走狗”了，所有的野狗都在50年代初的“除四害”運動中被集中屠殺了。再沒有狗看守農民自家的土地。接着我突然醒過來：再也沒有農民自家的土地了，過去用來分開各家土地的泥土籬笆都不見了。整個土地合併成了大的人民公社，時不時可以看到帶鐵絲網圍牆和紅五星水泥門柱的黨委會駐地。成行的婦女兒童戴着草帽、穿着涼鞋從木桶里舀出夜間糞便撒在麥田和稻田裏。風偶爾會把糞味吹過來，大家就急忙關車窗。呵，是有些視覺上的變化，但中國的氛圍還是那樣。在廣州，會講英語的歡快的陸小姐開始作我的導遊。隨後17天，我們一起愉快地走訪了幾座沿海城市和南京，中國內戰期間我曾在此住了兩年。在每座城市，早上我都被同樣的方式吵醒：嘹亮的軍樂、行軍曲和斷斷續續的高喊聲：“一、二、三、四。”窗外是肩背木槍的青年男女在操練，我已經很難認出南京了——這座橫跨長江兩岸的古都。當年我住在一座巨大的石屋裏，二戰時一位日軍將領曾住在這裏。由於北方的內戰，城裏到處是生病飢餓的難民。我當時是南京大學的學生，每天坐黃包車上學。幾乎每天早上我們都碰到幾具遺棄的難民屍體(有的蓋着草或麻袋)，都是餓死或夜裏凍死的。沒人出錢掩埋屍體，只好等垃圾車將他們收走。虛弱的乞丐滿街都是，馬、驢、狗因受虐待和挨餓而情況更糟。如今，17年後，街道乾淨整潔，城裏種了1百多萬棵樹，街上也沒有乞丐和鴉片癮君子。在火車站一位英俊的年輕人來接我問我是否還認得他，我當然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