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的中英較量（七）

英方見中方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採取了堅決拒絕的態度，而其政改方案又遭到各方面輿論的強烈批評，於是，建議通過外交渠道正式談判，來解決分歧。1993年2月6日，赫德外相給我來了一封信，建議雙方“不附加先決條件地”進行談判。我們當時還是希望英方能夠回心轉意，重回“三符合”之路，同中方繼續合作下去，就從大局出發，同意了英方的談判建議。我於2月11日回信答覆赫德，提出談判應在“三符合”的基礎上進行，作為對英方“不附加先決條件”的回應。我還指出，如英方此時將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討論，將無益於談判，希望英方慎重考慮。此後兩個多月里，雙方就談判的新聞發佈和雙方代表團的組成等問題，進行了反覆的內部磋商。最後商定，於1993年4月22日在北京開始兩國政府代表間的談判。中方代表為姜恩柱副外長，英方代表為英國駐華大使麥若彬。中英之間的這一次交鋒，長達半年之久，一共進行了17輪談判，過程相當曲折、複雜。中方抱着誠意，為維護雙方的合作，做出了許多努力，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議，也做了必要的讓步和妥協。遺憾的是，英方一直不肯放棄其“三違反”的立場，更在最後階段，在雙方就大部分問題幾近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突然節外生枝，單方面中斷了談判。隨後，英方即把其政改方案交立法局通過，從此與中方“分道揚鑣”，最終走上對抗的不歸路。後來，中英雙方分別發表了有關談判的詳細經過，因立場不同，雙方是各說各的。原來，中英已就香港“九七”前後政制的銜接達成了諒解和共識。七份外交文件，正是就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議員過渡到香港回歸后的安排問題所達成的協議。隨後，1990年4月通過的全國人大決定，更是明確規定了這一屆立法局議員如何直接過渡成為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成員。這就是所謂的“直通車”安排。1993年的17輪北京談判，主要議題就是詳細討論了香港1994/1995年度選舉的安排，其總目標就是在英方“三違反”政改方案的威脅之下，爭取挽救“直通車”的安排，以確保“九七”前後政制的銜接。在談判期間，我同赫德外相有過兩次長時間的會晤，詳細討論了談判中遇到的各個難題，謀求解決辦法。“直通車”問題就是雙方討論最多的難題之一。1993年7月，赫德外相再次訪華。當時，北京談判還處於初期階段，重點還在討論較為原則性的問題，進展不大，前景也不明朗。我建議雙方就前一段談判中涉及的原則性問題搞個文字紀要。赫德則表示，還是先討論細節問題，雙方距離拉近了，再搞文本。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沒有談攏。根據當時的談判進展情況，我又着重談了“直通車”的重大意義，希望英方珍惜這個經雙方多年磋商來之不易的成果。“直通車”安排是在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之間進行交接時，一方同意讓另一方管治下的原立法機構議員經過一定手續，直接過渡成為新機構的議員。我對赫德說，一個國家內兩黨，比如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競選后換班交接時，各方面都會有變化，不可能由兩個政黨來討論執政班子的“直通車”安排，而中英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卻與兩黨競選不同，可以搞“直通車”，這是一件完全創新的工作，史無前例。這時，赫德重申了英方在談判中的要求，即中方的特區籌委會在確認“直通車”時，應有明確、客觀的標準。此次會晤后，外界已看出中英談判的癥結所在。有香港報紙稱，中英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取決於雙方在“直通車”問題上所能做出的讓步。1993年10月初我同赫德在紐約再次會晤時，北京談判仍處於僵持狀態。雙方都表示對談判的進展感到失望，對前景不太樂觀。英方已開始在會外散佈不怕會談破裂的論調。當時，兩國雙邊關係也處於日漸緊張的氣氛里。赫德本人不久前公開講話，反對中國申辦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很傷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方在9月下旬公開發表了鄧小平同志1982～1984年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三篇重要談話（1982年9月24日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談話、1984年7月31日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的談話和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小平同志的這些談話，雖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時說的，但在1993年發表，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三篇談話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對英方搞對抗的警告，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小平同志說，如果在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希望過渡時期不出現問題，但必須準備可能會出現一些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問題。實際上，我在籌委會預備工作機構於1993年7月舉行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就曾宣讀過小平同志與戴卓爾夫人的談話。小平同志的談話已在港人中傳開，只是當時還沒有正式發表罷了。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中方針對英方政改方案的反措施的主旨聲明。我與赫德的紐約會晤，就是在這種形勢與氣氛中進行的。這次會晤，是一場尖銳的交鋒，時間也最長，整整進行了兩個半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