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日(3)?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兩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頭。

外國駐華使館也不例外，因為中方一時無法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帳篷，他們都露宿在使館室外空地上。

喬冠華此時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對外他仍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對外國使館人員的安全負責。

地震發生后，部內的幾位副部長遷入了42號賓館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紅絲絨帳篷居住。

而喬冠華卻堅持住在家裏。司機老楊勸他也暫時住到賓館草坪去，他卻說：“此刻是中央隨時要找我的時候。一百多個外國使、領館的安全尚無保障，我怎麼能只顧自己安全搬到賓館草坪上去？只要有一個外國使館人員傷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此時，有兩個外國的高級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一個是柬埔寨副首相府特別顧問英薩利，另一個就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

由於突發地震，中央決定立即派專機送他們提前去外地訪問。這天晚上，紀登奎宴請英薩利，為他送行，喬冠華出席作陪。

宴會中途，工作人員送進一張紙條。紀登奎看后神色緊張，隨即遞給喬冠華。

紙條是中辦主任汪東興傳來的，內容說根據震情預告，未來24小時內以通縣大廠回族自治縣為震中，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

看了這個通報，紀、喬都無心應酬客人，匆匆結束宴會後叮囑禮賓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釣魚台的兩批外賓。

喬冠華回到家裏把那份震情通報告訴夫人後，就立即在地圖上找到大廠回族自治縣並測量了它和北京的距離。

他十分焦急，他說北京可能在第一衝擊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各國使領館。

於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后在42號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部黨組會議。

章含之不放心，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

回家路上，喬冠華說，黨組決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后再回北京。

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將協助解決機票。喬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華國鋒，只好告訴秘書了。

由於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儘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

他說，震情預報不一定準確，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

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的外國人在地震中受傷。辦完這件事已是第二天凌晨時分，喬冠華已精疲力竭。

自從地震發生后，他白天奔走於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內人員，視察生活安排。

晚上還要處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晚上睡不上三四小時。由於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適的大帳篷，夫人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樣，想方設法弄來塑料布，用幾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個地震棚，裏面放入兩張躺椅權且作為床鋪。

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

這天午夜天晴，章含之催他抓緊時間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著了。第二天一早，喬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

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而十分感動。

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部分完成。喬冠華終於鬆了口氣，對夫人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鬆了許多。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章含之說：“外國人倒安全了。我們這個院子可很危險。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喬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應該做的嗎？

然而，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並未出現后，喬冠華的這一片心血竟被歪曲，遭人指責，成了他的

“嚴重錯誤”。不久，家裏的保密機子鈴聲響了，喬冠華接過電話，夫人在旁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只聽他說：“我確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做檢討……”章含之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

他帶着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那位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准，擅自撤離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

“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

“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的表現”，“有失國家尊嚴”。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當然不能不信。

章含之發問，面對北京24小時內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文件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嚴嗎？

而如果要採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

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國家的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確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喬冠華

“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黨組個別幾個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內情，一上來就

“上綱上線”批喬。但黨組大多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喬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

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決定，也電話報告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討，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由喬冠華一人承擔。

由於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

“檢討”是以外交部黨組名義寫的。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

“吹過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逐漸地把

“罪責”推到了喬冠華一個人頭上。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

“檢討”上

“批示”說他的

“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鄧’聯繫起來”。過了幾天，國務院主要領導華國鋒突然來到外交部，名義上仍是外交部長的喬冠華，事先竟然一無所知。

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號。一切都明擺着，喬冠華是

“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喬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

“四人幫”的消息飲酒慶賀時，他又怎能想到國內那些不久之前還同

“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已經趁喬冠華在國外把他掛到了

“四人幫”的線上去了。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對於毛主席的逝世，喬冠華悲痛欲絕，他後來在赴紐約的飛機寫了《悼主席》，表達了這一心情：巴黎依舊秋光好，舊客重來心境殊。

獨立小園寒意重，無言還寢淚如珠。1976年10月1日寫於自巴黎至紐約的飛機上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紐約，我把這首詩告訴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在這個舉國悲痛的日子裏，有人並非悲痛而是幸災樂禍，雙目低垂，心裏卻在虎視眈眈，盯着權力最高寶座由誰來坐?

江青一夥的心思一刻也沒有離開組閣的名單，滿心盤算着如意的人選。

也有人對能否繼承黨中央主席職位信心不足，顯得憂心忡忡；被打倒靠邊站的老帥們見時機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圖篡黨奪權的野心家。

鬥爭最終的局面，大家有目共睹：“文革”終於結束了。喬冠華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成了權力籌碼的犧牲品。

他在

“四人幫”倒台之前已經失意，遭受批判。

“四人幫”倒台後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劃為

“四人幫”體系裏的人，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聯合國會議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個星期二開會。

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的喪事還沒有辦完，喬冠華趕不上當年聯大的開幕式了。

自從喬冠華1971年第一次率團開赴聯合國，已經代表中國出席了5次會議，這次是第六次。

儘管喬冠華已經失意，但是參加聯合國會議還非他莫屬，他熟悉情況，有國際會議的豐富經驗，別人一時無法取代。

他只好等主席追悼會結束后再去美國參加聯大會議。據杜修賢觀察，在大會堂主席弔唁廳碰見喬冠華，只見他一個人悶悶地坐在旁邊的小會議室里休息，可能剛剛守完靈。

杜坐到他身邊，靜靜的，誰也不想說話，也不抽煙。杜坐下后感到從心靈深處流淌出來的是累，是一種真正無奈的累。

許久，喬冠華問了他一句話：“主席追悼會的請柬你領到沒有?”杜修賢回答說沒有。

他用憂傷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沒有說話。杜修賢估計他也沒有收到請柬。

那是個特殊時期，出來參加活動等於驗明正身，說明此人沒有問題。以前凡是重大活動都少不了喬冠華的請柬，也總有杜修賢的。

他聽喬老爺一問，心裏更嘀咕。多年新聞經驗告訴他，如果喬冠華這次上不了追悼會的天安門主席台，那麼，他肯定遇到麻煩了，而且是大麻煩。

這次

“反擊右傾翻案風”他是躲不了的。追悼會那天，杜修賢特意留神尋找他在不在，謝天謝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極為陰鬱--請柬是要開會前一個小時才收到的--這兆頭好像不吉利?

等喬冠華能脫開身時，已經是9月中旬了。這時他把精力放到了聯大報告上。

誰能想到，這個報告又出現了事端!毛主席逝世后

“四人幫”炮製出來了

“按既定方針辦”的指示，全國大報小報上都是

“按既定方針辦”，平民百姓誰也不會注意

“按既定”和

“照過去”有什麼本質區別，可是咬文嚼字的人就能咀嚼出這是大陰謀，反黨的大信號。

喬冠華的倒霉隨同這個所謂的主席臨終指示的沿用而變得更加深重，有人要把他裝進了一個預謀好的

“陷阱”里，而他還一無所知。聯大報告出來后，喬冠華卻因勞累過度差點送了命。

心臟發生了心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點醫學常識，送醫院及時，控制了心肌梗塞。

喬冠華抱病堅持去聯大參加會議。他不願意讓外國人猜測中國局勢如何如何的，他去參會，至少可以表明毛澤東去世，中國的政局沒有亂。

他到聯大的發言稿，是經過政治局討論通過的，上面有兩處有

“按既定方針辦”的字樣，當時全國上下都在宣傳使用的一句話，喬冠華啟程前曾報告中央，如果有修改的地方，請在10月5日前告訴他，以便修改。

離京前，喬冠華還寫了一首詩，詩云：五年來去意軒昂，賴有吾師作主張。

今夕燈光何黯淡，豈緣魔怪又猖狂。1976年9月30日喬冠華注曰，“1971年10月25日，中國進入聯合國后，主席指示，對蘇已無甚可談，應轉而對美，每年聯大皆由我去。”對聯大的發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0月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刪除

“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電報通知喬冠華修改。有人大概以為喬冠華已來不及改了。

所以6日一粉碎

“四人幫”，外交部馬上就組織批判文章，批判喬冠華在聯大的發言，說他違抗中央命令，在報告中堅決不刪除

“按既定方針辦”的句子，為

“四人幫”上台製造輿論。中國時間10月5日上午，正好是美國4日深夜，喬冠華不僅接到了電報，而且還有充分時間修改稿子，把那句話刪得乾乾淨淨。

可是國內的大字報卻荒唐地一口咬定喬冠華在聯大說了這句話。等喬冠華歸來，一個囚禁室已經精心佈置好，正等待他的

“光臨”。為了這句話，還有其他許多似是而非的事，他被剝奪了政治生命。

當然，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此。那

“按既定方針辦”不過是借口而已，更何況他已說明了沒有講，不信，可以去聯大查底稿啊！

不會有人去查，永遠不會有人去查!因為根本不需要事實真相。杜修賢：《沉浮人生中的喬冠華》，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86～2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