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日(4)

10月17日，喬冠華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機場接他。她告訴他，由於中央的表態，外交部內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勢。她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態度。他說：“打倒‘四人幫’是大事。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可以打倒‘四人幫’。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內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表現。我應該向中央檢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然而，現實情況與喬冠華的願望完全背道而馳。沒有人願意提出讓他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都被拒絕了。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喬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只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眾的批判了!”喬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接下來整整兩年半內發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傷，據章含之回憶，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於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瓏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內。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將“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拋出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製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當寫着這個內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事實的經過我太清楚了。**逝世后，從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牘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在八月份的一次計劃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並沒有寫進文件。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討論聯大發言稿。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將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裏來。他們很快到了。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准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別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只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於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複。他隨身帶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於這天上午。修改稿送上去多日並無迴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地告訴我，凌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刪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我問給冠華髮電報沒有。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繫，也不相信國內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刪去這句話。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刪去沒有。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刪去。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黨的核心小組會上群起攻之，根本不聽冠華解釋。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這句話不過是套話，不知為何要刪掉。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報》的報道全文中有這句話。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時冠華在紐約，又是誰把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華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還是無意的疏忽？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甚至那位口口聲聲是冠華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書里大講特講喬冠華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聯大報告”。我們上百萬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然而，我卻總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終於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查對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白紙黑字，那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萬確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英文翻譯也如此。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複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文件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聯合國大門。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吒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更難想像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我望着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我仰望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着鐵證如山，又去哪裏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見一見這無可爭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莫道讒言如海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淘盡黃沙始到金。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203～204頁。如今，真相大白於天下。顯然，喬冠華在聯合國的發言並沒有“按既定方針辦”的字樣，這是不容辯駁的鐵的事實。據當時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任職的吳妙發證實，喬冠華1976年以團長身份來出席聯大會議，“有一件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也許代表團的人員都不會忘記，喬團長從國內帶來經中央批准的講話稿上有一句‘按既定方針辦’的話，我們弄不清楚含意，因為當時國內報紙都這樣提過，以為**臨終前有什麼話似的。但代表團很快接到國內來電，指示刪掉。當晚我們忙了很長時間，把刪掉這句話的講話稿重新裝訂，第二天喬團長的講話就沒有了這句話。”吳妙發：《喬冠華在聯合國的日子》，北嶽文藝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83頁。喬冠華的冤案，竟然與“時差”有聯繫，讓人匪夷所思。據悉，喬冠華曾就此與他的好友徐遲交談過詳見徐遲：《網思想的小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6頁。訴諸徐遲先生幽默冷峻的筆下是：“我本人也多多少少有過這樣的一點點疑惑的。在‘四人幫’當權的時候，他還在當外交部長。誰都知道，這並不是什麼好事情。但當時，**是主席，周恩來是總理，當然是他們讓他當外長的，他又不是不稱職的。然而在兩位老人家都過世以後，就不大好說了。”“因此，在他終於退職以後，有一天我去到他家裏，曾當面問訊過他自己，問的就是在粉碎‘四人幫’那一年，他去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之後，到國內來，隨即就被撤了職，此後也就不再起用他了。這究竟為什麼，是怎麼一回事？如果出了問題，那出在哪裏呢？我這樣直率地問訊了他。我們是半個世紀的老友，不過在他任外長時往來較少，直到他賦閑后，又恢復了舊情。”“這個樂觀而又豪爽的外交家，聽了我的發問后，大笑起來，說事情已過去了好幾年了，何必舊事重提它們呢？我說，不然，連我都心中有點疑惑，你還不給我澄清澄清？好歹總得讓我放下我心頭的負擔。我們只是談談心，你給我指點迷津，就是畫龍點睛式的，點到了也行，給我說說明白啦！”於是，就有了下面意味深長的對話：喬冠華想了一想，又大笑地說道：“有一個小故事，是很有趣的，我就給你說這個故事。就是在我最後一次出席那個聯合國的大會上，我是要作一個重要發言的。重要是因為國內已經發生了人事變動，人們都在關心中國局勢的變化。當我準備講稿之時，北京來了電報，告訴我這次講稿中應該保持‘按既定方針辦事’這樣的字樣。好了，既然有指示，照辦就是了。不料，在聯大會議之前，我又接到一個從北京發來的電報，告訴我一個新的決策，就是又要把‘按既定方針辦事’，這樣的字樣刪掉。好了，又有了指示了，照辦就是。因此，在聯大的大會上，我沒有說這七個字，就是說，刪掉了這七個字。哪知開完了大會，回到大使館，我得知，國內已經因為我在這次聯大的發言中‘說’了這七個字，在批判我了。批判我的罪狀自然是很多的，其中卻有一條是我‘說’了其實我沒有說的七個字。”他說，“這一來，我一下子心中有數了。我查閱北京發電報的時間后，就豁然開朗，我了解了一個有趣的關鍵。”“有趣在於第二個電報是發出於聯大會議開會前很短的時間裏。發電報的人以為我是不可能收到這一個指示的。所以電報雖然是故意的，有意地發出得很晚，算準了我將收不到這個電報。他們以為我沒收到這電報，就會說出這七個字，如果我說出了，他們就能讓我犯下這個錯誤了。他們不知道北京與華盛頓之間是有一個所謂‘時差’的東西的。因為有‘時差’，結果我是收到這個電報了。他們是土老兒，不知道東半球西半球，這兩個半球之間，是有‘時差'這麼個東西的，這回‘時差'幫了我的忙！我沒有吃虧，沒有落入這個陷阱。不過，回想起來，不免有點兒不寒而慄。”這裏就“時差”問題，還可以援引《耿飈回憶錄》的有關說法，時任**中央聯絡部部長的耿飈後來曾說過，1976年“國慶節過後，10月2日晚上，華國鋒同志突然打電話要我去國務院會議廳東廂房會議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裏時，外交部的韓念龍、劉振華兩位副部長已經先到了。華國鋒讓我們坐下來，開門見山地說：‘你們都來了，好!想和你們商量解決一個問題。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稿上，提到了‘**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的話，經我查對，與**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9月30日已去聯合國，10月4日要發言，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看用什麼辦法把他發言稿上‘按既定方針辦’那句話去掉，時間還來不來得及?’我說：‘因為時差的關係，紐約比北京晚12小時，所以離發言還有兩天時間。’研究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稿中刪去這句話。韓、劉兩位走後，我就問華國鋒，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華國鋒說：‘**沒有什麼‘臨終囑咐’，不應該這麼說。4月30日晚上，**會見外賓，等外賓走後，我向他彙報了各省的情況。當時**講話時發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聽不清，就用鉛筆寫了幾張字條給我看，其中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時的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乾的許多**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我聽了這番解釋，明白了‘四人幫’搞這種變戲法的險惡用心：是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造成一個印象，似乎**對他們有‘臨終囑咐’，這樣，他們既可以撈到政治資本，又可以把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當成尚方寶劍，今後他們不論搞什麼陰謀詭計，都可說成是按照**的既定方針辦的；如果有誰反對他們胡作非為，阻撓他們實施陰謀，他們還可用這把‘尚方寶劍’來打擊之，反誣別人反對**的既定方針。這樣，就給他們篡黨奪權開了方便之門。同時，我對‘四人幫’控制輿論工具的這一段時間內為什麼如此大張旗鼓地宣傳所謂‘**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背景和用意，就更加清楚了。”《耿飈回憶錄》(1949-1992)，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87～289頁。1976年11月11日，喬冠華會見蒙古新任駐華大使魯特?楚龍巴特爾，具體商談有關遞交國書事宜，這是他最後一次外事活動。幾天後，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決定免去喬冠華外交部長職務。喬冠華的外交生涯從此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