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日(2)?

周恩來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謂

“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周總理離開人世，使喬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依靠的力量失去了。

身為一部之長，喬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於再次受衝擊。但是，他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

因而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面前時，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進去。

1976年5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喬冠華的陰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

當時

“四人幫”正囂張一時，大權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指責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

“批鄧”，應當對部內

“不團結”負責並做檢查。喬冠華對這突然襲擊感到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過他們夫婦倆，說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

雖然，這與當時

“批鄧”整老幹部的全國大氣侯勢恰恰背道而馳，但他們以及部內的許多老同志卻興奮不已，天真地以為外交部這一方土地在那場鋪天蓋地而來的

“批鄧”、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可以奇迹般地把

“造反派”的威風壓下去，保住老幹部不受迫害。此時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時，他們意識到，這種奇迹正如海市蜃樓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畢竟不是世外桃源。

從這時開始，喬冠華受到的壓力與日俱增。6月1日的

“成都之行”成為對他發起總攻的一個信號。這年的6月2日，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應邀訪問我國的成都、西藏。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以及外交部長喬冠華和副部長韓念龍都去成都同國王會談。

出發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過去周總理、小平同志的習慣，這位新的政府主要領導人不願意與外交部領導同機赴成都。

6月1日凌晨，禮賓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員早上先赴成都。而當他們一行清晨出發飛抵成都，剛剛到達住所時，四川省里有關部門來電話通知說領導人的專機也即將到達，相差僅兩個小時。

當時，四川省的主要領導是趙紫陽、段君毅，電話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機場。

而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勞頓剛剛到達金牛壩賓館，還未來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飯，因此四川省的領導與喬冠華、韓念龍等同志商量后決定，剛剛到達的外交部領導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機場迎接領導人。

本來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並非喬冠華一人所決定，沒想到幾天之後，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喬冠華對抗

“中央”的第一個罪狀。偏偏又因為午飯後，外交部的許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聞遐邇的杜甫草堂。

而當時這些歷史古迹都已關閉，不允許參觀。因此大家央求喬冠華、韓念龍出面，要求省里關照為他們開放幾個小時。

喬冠華其實很疲勞，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過草堂；但看到那麼多年輕同志想去，他還是答應了大家要求。

喬冠華計算了一下時間，領導人大約要到下午5點左右到達賓館，因此他關照部下說4點半之前必須趕回，在賓館迎候北京來的領導人。

誰能料到領導人到達后汽車走的是一條戰備公路，比他們早上來市區要快了一個多小時。

於是，喬冠華的另一大罪狀是

“蔑視中央領導”，不僅不去機場迎接，也不在賓館迎候，而是

“帶了身邊人”(指夫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6月5日，當他們回到北京時，這些消息顯然已先行傳到部里。

外交部院內貼滿了大字報，指責喬冠華在成都的這些

“嚴重錯誤”。在這些惡意的歪曲中傷之中還捏造了一條

“花邊新聞”，說喬冠華去杜甫草堂后，在那裏由

“中國第一攝影師”(指杜修賢同志)為他和

“身邊人”拍攝所謂

“黃色照片”。一時部內嘩然，紛紛好奇地猜測喬冠華夫婦在杜甫聖像前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照片。

而實際上，他們只是面對面地坐在一張一米多直徑的石桌兩旁說笑休息。

當然全無

“黃色”可言。

“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處於喬冠華的位置，他們又不能把照片貼在大字報上讓大家來鑒別。

有一點是明確的，他們知道這都是搞垮喬冠華的前奏。對於這樣一個荒唐的

“罪名”，了解實情的杜修賢十分不平，他證實說：“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總理去成都迎接尼泊爾國王，我作為他們的攝影記者也隨同採訪。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趕到機場，正好喬老爺夫婦也到了，我看見他們就和以往一樣，高興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顯得很勉強。不像以前那樣精神飽滿。他一臉倦容，坐在沙發里，臂膀無力地垂着，手裏還夾着一節燃燒的香煙，一縷青煙輕盈地彌散在他異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過，外交部內部正在批判他，說他不積極批鄧，刮右傾翻案風，執行右傾外交路線什麼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擠，各種各樣的蜚語甚多。他用那麼沉鬱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有話，卻沒有說出來，默默遞了支煙給我，想點火，我沒讓，自己掏出打火機點了煙。

“我估計他此時心情不舒暢，也就不多打攪他了。心情不好的人總是希望自己獨處，我非常理解這種心情，讓他安靜地呆一會吧，我轉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誤會，悄悄把我拉到一邊，說，‘老杜，老喬昨夜等通知，什麼時候去成都，幾乎一夜沒睡，太累……哪知道指示來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飛機一早起飛。周總理什麼時候不是和外交部長同機走的？你說是吧？不同機也不要緊，關鍵老喬有許多情況準備在飛機上彙報。老喬心裏能不着急嗎？不彙報，弄不好罪責又是他的，現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後一句聽得出來，她在抱怨，也是在為丈夫擔憂。

“我只好勸她說；‘尼泊爾是小國家，有些情況可能清楚。你叫喬老爺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彙報也不遲嘛。’章含之年齡比我輕，又是章士釗名望門第的女兒，自幼個性強，觀點鮮明，清高直爽，不會攀強附會，更不願意遷就順從。缺乏政治官場上那種城府，壓根不知道唯唯諾諾是何物？依我看，她和喬冠華能結為伉儷，起作用的不是門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們性情相投，個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們相愛的情結。看見章含之的神態我故意把話說得輕鬆些。老實說，我也感到彆扭，如果是周總理、鄧小平同志，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後頭提醒，他比你還要認真，材料要是準備得不全面，不受批評才怪哩。每次會見前都要仔細聽取外交部長的介紹。

“飛機起飛后，大家都默默無聲，抓住這個寶貴時間休息一會。我閉了眼睛卻睡意全消，章含之一番話使我想起剛剛去世的周總理，……

“飛機抵達成都雙流機場，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到賓館。我們在賓館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覺，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來我最不喜歡逛景，可大家見我手裏有留影的傢伙，哪肯放過我？非要我拿相機為他們‘喀嚓’幾張，也為瞻仰過大詩聖留個證明吧。成都是著名的歷史古城，具有輝煌的歷史，文物古迹遍佈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時代都關閉了，於是大家纏住喬老爺要他帶着去，才能破例開門。老喬以為離這位領導人到達至少還有兩個小時，也就帶大家去‘杜甫草堂’朝拜詩聖了。看得出來，喬冠華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緒就好起來，他又放開他談笑風生的大喉嚨了，四處可聽見大家喊他喬老爺和他噢噢答應的聲音。我特意抓緊時間為他們夫婦多照幾張照片，這樣無拘無束的放鬆實在難得，別看到處跑，卻沒有時間賞景，別人玩的時候，他還在伏案寫材料，別人睡覺了，他還要開會、批閱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幾乎變成了一台不停運轉的機器，除了工作還是工作，而且現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難得多。

“大約一個小時后喬冠華就看錶，說要回賓館等候北京這位領導了。他對我說，老杜，我要先走了，你們好好玩，大家也很難放鬆一次。晚上到我房間裏來玩，我給你帶了好東西。‘什麼好東西？’我頓時興趣高漲，喬老爺說是好東西那一定就是好東西。

“‘保密！看見就知道了。’說完拉上想泄密的夫人就走。後來聽說領導人走了一條捷徑，喬冠華趕回賓館時，他已早到了半小時。這樁事後來成了老喬的一個‘罪狀’。

“晚上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也在喬冠華房間裏玩。我向喬老爺的房間撥了個電話，我還惦記着好東西哩。章含之叫我就來。到了喬老爺屋裏，韓念龍已經走了。我進門就大手一伸，要好東西。喬老爺也不着急，遞了支煙給我。我一下明白，大叫道：‘是煙！’

“‘哈哈，三句不離本行！萬變不離其宗：好個杜三。’

“‘你們也是的，自己吸毒不算，還放毒！討厭不討厭？’章含之在一邊用手當扇，連連直扇，擠着鼻子對我們不滿地說。

“‘杜三有你陪抽煙，我的膽子也壯了。不然一個人抽煙有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現在我們有兩桿槍，不怕啦。煙是好東西吶。’

“直到喬老爺逝世十年後的今天，我在含之那裏仍然能享受自由吸煙的豁免權。其他吸煙的人就沒有我這個特殊待遇了。

“我們從成都回到北京沒有幾天，外交部開始張貼喬冠華的大字報，批判的內容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我後來聽別人說，其中還有我的罪狀，說老喬夫婦在‘杜甫草堂’要我給他們照‘黃色照片’。又說，‘晚上住在賓館裏也預謀着聯合奪取外交部的大權，他們不僅和當地的造反派聯繫，還把攝影師杜修賢拉去預謀，就是研究奪外交部大權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卻無法笑出來，黃色照片？喬老爺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沒少，何談黃色！再說他們連緊挨一起的姿勢都沒有，何談黃色？當時我還叫他們挨挨緊，喬老爺直笑着罵我，說我拿他個老頭開心。這好，不知誰和他開了這個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煙，也成了聯絡造反的證據。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們的權不權與我有何干係？寫大字報的人有沒有神經搭錯線？我懷疑。

“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喬冠華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其實這之前已經倒霉上了。

“不過喬冠華充滿了信心，他可能太書生氣了，以為正義在手就可戰勝邪惡。殊不知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謬誤。有人就利用所謂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謬誤。”杜修賢：《沉浮人生中的喬冠華》，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81～285頁。

喬冠華利用在成都逗留的短暫時間，寫下了《再游都江堪》詩：岷江之水峨山來，繞過成都頭不回。

賴有李冰揮巨斧，平川千里萬花開。1976年6月4日其二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

何如一李冰，稻穀萬千筐？1976年6月4日他的作者注是：“1976年6月1日至6日，陪華國鋒同志去成都接待尼泊爾國王。會談時無事，同韓念龍互寫打油以消遣。”然而，從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嚴厲地批評喬冠華不抓外交部的

“批鄧”運動，而是

“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做檢查。喬冠華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給時任毛主席聯絡員的毛遠新打了個電話，問他為什麼一切都變了。

毛遠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氣對他說：“你自己想想，現在中央要集中批鄧，你在外交部幹什麼了？你從來沒有聯繫外交實際批右，批鄧，你自己跟着鄧小平有沒有錯誤？為什麼不揭發，不作檢討？你組織外交部轉移‘批鄧’方向，打內戰。還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內戰。”儘管許多人到現在為止，仍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齣戲，誰是這齣戲的真正導演，但他們要以喬冠華的悲劇性垮台為結局這一點是明確的。

此時，喬冠華已經元氣大傷，他的外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被別人取而代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