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周圍(1)(圖)

“文化大革命”中，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鄧小平受到錯誤批判和鬥爭，被剝奪一切職務。1973年，他重新復出。3月10日，**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年底，鄧小平不僅恢復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而且還進入中央軍委，參加軍委的領導工作。這一個安排，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小平恢復工作后，力挽狂瀾，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面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這種整頓和鬥爭，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願望，代表了黨的正確領導，在短時間內就取得顯著成效，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雖然不久他再度被錯誤地撤銷一切職務，但已經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黨內外廣泛的群眾基礎。喬冠華就是在鄧小平重新復出后，在他的領導下，開展外交工作的。讓我們將視線轉向1974年。這年的早春是個動蕩不安的時期。“批林批孔”的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接着，出了個電影《中國》事件，**給外交部信件等等層出不窮的風波把個外交部攪得一團糟。原本應是喬冠華、章含之度蜜月的佳期，卻整天應付這層出不窮的風雲變幻。一天下來，他們感到真正是精疲力竭。喬冠華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結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厲害，身體也虛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氣管炎的舊病。章含之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後才明白，那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說一年到頭，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來一、兩次。冬天天寒地凍，氣溫低，從熱被窩中起來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覺，他虛弱的身體自然是經不起的。他們結婚之後，夜裏都由章含之替他接文件。這樣，他就可以在床上閱批，避免了受風寒，因而這一年他竟沒有犯老毛病。有個安定的家，對於喬冠華來說是艱難日子中最大的安慰。這時，政治形勢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機。在周總理決定住院手術之後，**斷然決定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際出現了希望的光亮。這年4月，**點名建議鄧小平率團參加特別聯大會議，並指定喬冠華協助。**的決定來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歡欣。壓在人們心頭將近一年的疑雲消失了，在為周總理病情無限焦慮的同時，鄧小平的掌政總算給人們帶來一絲希望之光。特別聯大會議的由來是這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紛紛贏得獨立，在致力於建設國家和發展民族經濟的過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難。上世紀70年代開始，廣大中小國家對世界範圍內貧富懸殊、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越來越強烈不滿，紛紛要求改變這一現狀，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阿爾及利亞民主人民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在1973年9月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提出了由聯合國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來討論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的設想，他以第四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執行主席名義正式提出這一倡議后，立即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響應和堅決支持，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元首紛紛決定要親自出席定於1974年4月在紐約召開的這一重要的國際會議。當中國政府宣佈將由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這一盛會的消息傳出后，各方矚目。大家注意到中國代表團離開北京出發時，周恩來總理和中國政府各部門領導人及各界群眾四千多人在機場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不過，圍繞着鄧小平率團出席會議，當時中央高層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同年3月中旬，外交部領導開始醞釀出席這次會議的我國代表團團長人選，初步設想在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三位同志中選一人率團出席。周恩來總理讓王海容在方便時先聽聽**主席有何考慮。3月19日，王海容去見**，談及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人選時，**稍作沉思后說：由鄧小平同志擔任團長好，但暫不要講是我的意見，先由外交部寫請示報告。王海容當晚將**的指示報告了周恩來總理和姬鵬飛外長。外交部於3月22日向周總理上呈了“關於參加特別聯大的請示報告”，建議由鄧小平副總理任團長，喬冠華、黃華同志為副團長。周總理向政治局大部分同志通報后，於3月24日先批呈**批示，後送當時的其他中央領導。**當日圈閱同意。就在**圈閱同意的那天夜裏，**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十號樓(**住處)，對外交部的請示報告進行了無理指責，並強令外交部收回此請示報告，改由一位部級領導擔任團長，企圖阻撓鄧小平率團與會。**為什麼如此喪心病狂地反對鄧小平出國呢？第一，“四人幫”深怕鄧小平在國內外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擴大，千方百計反對鄧小平復出；第二，“四人幫”明知周總理患了重病，折磨周總理，反對周總理。這是**和“四人幫”迫不及待篡黨奪權陰謀的組成部分。總而言之，鄧小平重新復出，**等已十分不滿。鄧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等更加惱怒。出席聯大特別會議這樣一個在世界舞台“出風頭”的“美差”，也要讓鄧小平來擔任，**簡直無法容忍。**生氣了。3月27日，他寫信給**，態度極為嚴厲，信的大意是，**：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評。同一天在一個會上，**迫於**的怒氣，表示同意由鄧小平率團參加聯大特別會議。會後，周恩來致信**：“大家一致擁護主席關於小平同志出國參加特別聯大的決定。小平同志已於27日起減少國內工作，開始準備出國工作。”並告：“小平等同志出國安全，已從各方面加強佈置。4月6日代表團離京時，準備舉行盛大歡送，以壯行色。”3月3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修訂了“關於出席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的方針和對策的請示”和講話。4月2日，周恩來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出席，王洪文雖出席，但心不在焉，顯得無可奈何。會後，周總理和鄧小平聯名寫信給**，彙報情況，並附上“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同志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稿。”**閱后批示：“好，贊同。”在**決定由鄧小平率團參加聯大特別會議后，喬冠華協助鄧小平開始着手準備赴聯大的工作，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是為鄧小平起草好一篇大會發言。為此，他“情緒大振，僅用了三天時間協助鄧小平同志寫出了特別聯大的報告，其中根據**的精闢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新觀點，在聯合國大會上激起了會員國強烈的反應”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6頁。喬冠華在外交部的同事凌青回憶說：“當時，喬冠華同志率領我和其他兩位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處，請示工作。小平同志被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個大院裏。院中有好幾幢獨立的小樓，小平同志就住在其中的一座。當我們步入客廳時，客廳里空蕩蕩的，除了幾箇舊沙發外，什麼也沒有，陳設非常簡陋。幾位同志坐定后，小平同志出來和大家握手。當喬冠華同志說明黨中央決定后，問小平同志身體怎樣？去聯合國要不要帶醫生？小平同志神態自如地說：‘醫生，早就沒有了。’當時，我們大家聽了，都有這樣的印象：一位偉大政治家對個人生活待遇，是完全不會放在心上的。喬冠華同志再問：準備工作應當如何進行？小平同志只說了一句：‘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發言稿。’”凌青：《回憶小平同志指導我國在聯合國的工作》，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40頁。另據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記載：第一次會議是在花園村住地開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問：準備工作應當如何進行？父親回答說：“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發言稿。”一言指明了此行的要旨。此後，父親集中精力，組織聯大會議發言稿的起草工作。他經常召集外交部的有關人員在人民大會堂等地開會，一遍又一遍地討論發言稿。在起草過程中，父親反覆強調，要根據**歷次關於外交政策的講話來寫發言，要把**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通過這次會議向全世界作詳盡的闡述。父親和外交部的“筆杆子”們在一起，對講話草稿反覆斟酌和修改，有時甚至是一段一段地詳細討論。中午，他和大家一樣，每人各分一份工作菜飯，吃完靠在沙發上略事休息，就再行討論。這時的他，已近七十高齡，但一點不覺疲倦。要說，這還要歸功於在江西三年的勞動生活，為他練就了一副強健的身體。一次開會，在討論到講話稿的結束語時，父親思考着說，應該講這樣幾句話，就是“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聯大會議講演稿起草好后，報政治局討論通過，最後送**審定。**在稿件上批示：“好，贊同。”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01頁。第六屆特別聯大召開前2個月，**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第一次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向外賓闡述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認為，隨着國際力量的重新組合，蘇聯已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國一樣成了霸權主義超級大國，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中國對於威脅最大的霸權主義國家，執行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三個世界的劃分正是這條外交路線的戰略依據。毛澤東選擇鄧小平當團長出使聯合國，就是要讓這個立場堅定的戰友，利用聯合國講壇正式向世界闡述我們的外交路線。**明白，只有鄧小平能勝任使命。鄧小平率領我國代表團去赴紐約前在巴黎休息了幾天。這是1926年初鄧小平離開法國后，第一次來巴黎。隔了近半個世紀，鄧小平重遊巴黎，又是“文化大革命”后復出的第一次出訪。他的心情很好，情緒也很高。中國駐法大使館的同志從機場把鄧小平等同志接到大使官邸的時候，全館同志都在官邸列隊歡迎，小平同志笑容滿面地和同志們一一握手。曾濤大使請他住在官邸里最好的一間房間裏，當天中午吃飯的時候，他提出要吃法國的牛角麵包(法國人稱它為“月亮”，中國人則叫它牛角麵包)。他對大家說，你們不要看我吃的是普通麵包，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因為窮，一個星期只能吃一次，當時能吃一個這樣的麵包加一杯咖啡，那就是改善生活了！他讓國內去的同志每個人嘗一嘗，再吃午飯。當時官邸廚師安金生能燒一手很好的揚州菜，鄧小平吃得很高興，早在50年代小平同志到上海的時候，就很歡喜到上海大廈去吃揚州菜的。當天晚上，曾濤大使把使館的黨委成員和主要幹部請來陪小平同志和代表團成員一起吃飯。安師傅為小平同志燒了揚州乾絲和其他的揚州名菜，小平同志吃得很滿意，吃了兩小碗乾絲。喬冠華風趣地對小平同志說：“路過巴黎到紐約的同志很多，有人說，法國使館的菜好吃，也有人說常駐紐約中國代表團的菜好吃，鄧大人，請你留意，等你回來時可要做個結論呵！”小平同志聽了哈哈大笑。第三天晚飯後，鄧小平在休息室和使館領導聊天。他講了些過去他在法國時的情況，也問了現在使館工作的情況，曾濤大使向小平同志彙報說，現在國內來法國開展經濟商務活動的人開始多起來了，法國是很多國家的必經之路，不僅去美國經過法國，去西北歐、非洲等國也要經過法國，各個部委經過巴黎的人都想到使館招待所來，現有的招待所實在不夠，同時商務工作開展了，商務處人員增加了，房子實在太少，他想請批准使館買一二百間房子。小平同志聽後仰着頭，幽默地說：“這個不需要找我吧！”同時用手指指喬冠華。喬冠華機靈地回答：“我回去就向你寫報告。”小平同志說：“你寫報告，我馬上就批。”鄧小平此次在巴黎只是休息、參觀，但駐法大使館為了保證他的安全，把他經過巴黎的時間告訴了法國外交部，因而在機場接送的時候，都有法國外交部禮賓司的人員在場，在去紐約的前一天，法國總理梅斯梅爾還主動約見鄧小平。小平同志到總理府禮節性地拜會了梅斯梅爾。8天以後，小平同志從紐約參加一般性辯論的會議后，回到巴黎。畢竟年歲大了，而且“文革”中受了幾年苦，在紐約又很辛苦，所以感到有點疲勞。喬冠華和曾濤都勸他在巴黎再休息幾天，他同意了。有一次吃飯時，喬冠華問鄧小平，兩個使館的飯都吃過啦，究竟哪一個好啊？鄧小平說，都好！接著說，還是法國的老廚師做得更好一些。曾濤大使聽了，把安師傅找來見小平同志，告知他小平同志對他的評價，並讓他站在小平同志後面照了一張像，安師博高興得不得了。曾濤：《外交生涯十七年》，載1997年9月6日《文匯讀書周報》。章含之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這是一次極其愉快的任務。鄧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內會見了許多國家的與會團長，引起世界的注目。冠華作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極好。那時鄧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習慣。可是冠華卻恰恰是晚睡晚起。不過他卻信誓旦旦地保證他七點鐘能起來吃早飯。結果當然常常起不來。有好幾次鄧小平同志到了7點鐘就從十層長走廊他卧室的一頭散步到長廊另一頭我們的卧室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叫道：‘喬老爺，起來吃早飯了！’冠華常大笑說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開會時，冠華說他那個‘喬老爺’的外號是六十年代時鄧小平同志開始叫的，後來幾乎變成喬冠華的代名詞。我覺得除了周總理，冠華最為依賴的領導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對他也了解。所以當1975年底那場政治災難來臨，小平同志處境困難時，冠華徹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記得到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冠華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幾個同志焦急地等他回來。但冠華一回來就神情沮喪，我們急問怎樣。他說：‘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憊，寫字時手稍有些發抖。以前從來沒有過。我還怎麼能麻煩他，給他增添困難呢！’據說在後來的災難中，有人要置冠華於死地，把他關進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擋住的。再後來當冠華癌症開刀前，當時外交部的領導要取消他的高幹醫療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護了冠華。儘管後來冠華始終未能見到小平同志，但他對在他患難之時得到的關懷是一直銘記在心的。”“那次特別聯大，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的英語翻譯。出發前，小平同志囑咐我們說他的聽力不好，翻譯時聲音要大一點。我平時說話就較為聲大，所以我說沒有問題，保證小平同志聽得清。但現場翻譯時，我還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終於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時，小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聲音放輕一點，太響了！’當時代表團傳為笑談。”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