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時期(2)

這是一群新型的知識分子，不同於孔乙己和陳士成，然而他們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終走向失敗，孤獨和死亡。《在酒樓上》的呂緯甫，青年時拔神像的鬍子，連日議論改革，做起家庭教師之後，教“子曰詩云”，《詩經》、《孟子》、《女兒經》，而非ABCD；變得敷敷衍衍，隨隨便便，模模糊糊。他生活在一種懷舊的情緒中，做一些自認為“無聊”的事情，而不為明天籌劃，甚至不知道明天。在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用呂緯甫的話說，恰如受了驚嚇的蜂子或蠅子一般，“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孤獨者》的魏連殳，先是淪落而為求乞者，弄到連買郵票寄信的錢也沒有；因為生活窘迫，結果做了杜師長的顧問。從此，在他的周圍，已經不再有憂鬱慷慨的青年，而只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他說：“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顯然，這是他所不願意的。小說以送殮始，以送殮終，連殳始終無改於做一個孤獨者。《傷逝》是一出自由戀愛的悲劇，理想破滅的悲劇。子君因為愛情，大無畏地背叛家庭，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然而，人生的道路是如此艱難。與涓生同居之後，子君便埋首於家務中，以至全然忘卻了翅子的扇動；在貧窮與飢餓的圍困之下，日漸變得頹唐，苦悶和絕望了。經過長期的掙扎之後，她終於回到她的父親那裏去了，但接着就是死亡。在這裏，愛與生活不能並存。生活是真實的，嚴酷的，簡直無從抗拒。經濟權，也即生存權，居然成了知識者面臨的突出的問題。“娜拉走後怎樣”是五四一代的基本命題，也是《彷徨》的主題。魯迅在以此為題的一次講演中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悲劇是統一的娜拉式的悖論：從出走到回來。其中的荒謬感，加深了悲劇的限度和批判的力度；這種批判，既是針對“老社會”的，同時也是針對知識者自身的。這裏有一種互為因果的糾結，但是，不同於《肥皂》和《高老夫子》的諷刺，對這些知識者的批判，作者卻是滿懷了一種未了的溫情。《野草》用詩的語言，去寫一種哲學：絕望的反抗。在一個薄薄的小冊子中，充滿着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血與鐵，火焰與毒，愛與復仇。作者就處在這兩者中間，感受着矛盾的張力，此謂“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整個作品就像一首變奏曲，在無限的迴旋與變化中，處處響應着一種奔突的激情，哪怕在音調最低沉甚至休止的時候。正如他所說：“有一種力將我的心的平安衝破；同時，許多夢也都做在眼前了。”其中的許多篇章，都是用“我夢見”開頭的。夢是記憶，也是想往；就在這夢中，他完成着關於生命的體驗與沉思。《影的告別》寫彷徨：“我不過是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求乞者》寫虛無：“我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墓碣文》以嘲謔的筆調寫痛苦：“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希望》寫道：“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抵抗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頹敗線的顫動》寫決絕：“邁步在深夜中走出，遺棄了背後一切的冷罵和毒笑。”《復仇》二章一寫對立於曠野之上的將要擁抱和殺戮的兩人，因“路人”的圍觀而停止一切動作，惟“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鑒這路人們的乾枯，無血的大戮，而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一寫耶穌被釘十字架，“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悲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這“賞鑒”與“玩味”，已然超乎復仇之上。惟有敢於擔當這大痛苦大侮蔑大孤獨的人，才可以稱為戰士。《過客》是集中的名篇。這過客，自稱從有記憶的時候起，就只有一個人，而且只是向前走。他不能退轉，因為退轉的地方沒一處沒有地主，驅逐和牢籠；況且還有聲音在前面催促，叫喚，使他息不下。血不夠時就一路上喝水，但不願接受任何人的饋贈，哪怕是一小片裹傷的布，——他會把這看作布施一樣可怕，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既祝願她以及她以外的一切的滅亡，連同自己，又不願有這境遇的存在。他只是走，只得走，哪怕黃昏，哪怕去路只是墳。這是生存的哲學，也是死亡的哲學。一切都在逝去，生命無法反覆；無論如何，這是比西方神話中推石頭上山的英雄西西弗斯更悲壯的。一部《野草》，除了個別篇章，帶了童年記憶的柔潤，想像的幽靈般的閃爍飄忽，和後來個人論戰趨於激烈時那穿刺一切的鋒銳之外，整體是沉重的。那是一種瀰漫的，持久的，因極度的自我麻痹而永難消除的鈍痛，用魯迅在此時翻譯出版的廚川白村的文論著作的題目來形容，可謂是“苦悶的象徵”。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