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時期(1)（圖）

五四運動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隨着黨派性的介入，以及工農運動的興起，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開始改變它的獨立性質。從著名的知識領袖到廣大學生，不是參加政黨，投身實際政治，便是逃避社會，自囚於寧靜的校園，踱進研究室里。啟蒙運動很快地成了歷史的陳跡。《新青年》的命運，很可能說明一切。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雜誌主編陳獨秀到了上海，組建新的政黨——中國**，力主將《新青年》辦成政治性雜誌，後來果然也就成為黨刊了。編委胡適等持保守態度，主張“不談政治”，保留雜誌原來的學術藝文性質。作為同仁，魯迅堅持一貫的“思想革命”的原則，同周作人一起，基本上支持胡適，但反對“不談政治”。在他那裏，“政治”有着政治思想與政治運動之分。他認為，在政治問題上，仍當恪守知識分子的知識立場，也即啟蒙立場，而不是具體的政治操作。也就是說，以寫作從根本上對抗權力，而不是為權力而寫作。政治家與知識分子的歧途是由來存在着的，他看得清清楚楚。分裂已成定局。顯然，這是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精神潰敗。對此，他無能為力。1932年，魯迅在《自選集》的自序中回憶道：“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陷，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成了“游勇”了。他還寫了一道題《彷徨》的詩，其實是一幅自畫像：“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種彷徨無地的心情，還跟另一件牽扯到個人**的事實有關。魯迅艱難購置八道灣居屋，在周作人全家遷入之後，又把母親和朱安接來，有閑情在宅院裏種下青楊和丁香，如此應當可以長住久安的了；不料，院牆之內很快發生了戰爭。魯瑞告訴魯迅的學生許羨蘇說：“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什麼事情，開頭還好好的，弟兄二人還忙着把書抱進抱出的商量寫文章呢……”戰爭的起因不明，大家諱莫如深。魯迅逝世后，周作人把有關的兩頁日記撕掉了。魯迅1923年8月14日的日記也極簡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至今留下的惟一的證物，是周作人寫給的魯迅的絕交書：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們。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構，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信是裝在一個寫有“魯迅先生”四字的封套里，由他親自送到魯迅的桌面上的。魯迅閱畢，請人到後院叫周作人前來說清楚，周作人拒絕了。據許壽裳和郁達夫的說法，事情的起因，明顯與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關。羽太信子證實魯迅對她“非禮”，周作人後來也有間接承認某報記者關於“調戲”之說。許壽裳極力維護魯迅，說羽太信子“歇斯底里”，錯在周作人偏信。在郁達夫的印象中，羽太信子卻是文明有禮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魯迅深愛他的二弟，乃至及於弟媳。當周作人滯留紹興期間，魯迅給他寫信時，還常常夾帶給信子的信。正是魯迅，負擔了羽太一家的經濟援助工作；直到決裂之後，仍同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保持了長期的友誼。但是，這種突如其來的徹底的決裂，對於長期以保護人自居的深沉的魯迅來說，不能不陷於痛楚難言的境地。戰爭結束后，魯迅立即遷離八道灣，同朱安一起住進磚塔衚衕。為了安頓母親，隨後又購置了西三條衚衕21號宅，於次年5月遷入。在此期間，他除了繼續寫些雜文，完成《中國小說史略》、《嵇康集》等長期的編校工作之外，開始了小說集《彷徨》的寫作；加上後來的《野草》，集中顯露了這一階段中的灰色的人生內容。《彷徨》在某個方面重現了《吶喊5》的主題，並且進一步深化。可以拿《祝福》同《明天》做一個比照。兩個女主人都是失去了惟一的兒子的年輕母親，她們一樣的慘苦無告；除此之外，祥林嫂卻多出了一份被命運追逮的緊張與恐怖。在小說展開的人物關係中，《祝福》全景式地展開中國以家族為中心的宗法社會的猙獰面目。關於婦女的世代的奴隸身份，《離婚》可以說是又一個補充。《吶喊》中的“看客”形象，為《示眾》的搖鏡頭所凝集；它放大了和《阿Q正傳》結尾“大團圓”的公眾場面，一片汪洋，無始無終，是中國民族歷史的一個象徵。《長明燈》令人想起《狂人日記》裏的錯亂中的清醒，但是，同時作為受迫害者，瘋子與狂人對於黑暗的反應狀態，存在很大的差異。狂人是發現的，瘋子是判斷的；狂人是間斷的覺悟，瘋子是持續的行動；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籲是懺悔的，祈禱般的，瘋子高喊着“我放火”，則是明確的宣言，完全立足於個體的反抗。如果說《吶喊》更多的是關注中國鄉土，那麼《彷徨》的重心，已經明顯向匆匆來去幾成陳跡的新文化運動——傳統中國的最新變動——及其產物傾斜。辛亥革命的創傷依然，而今又增加了新的傷口；新舊兩個疼痛點在《彷徨》中，通過一群知識分子的大致相同的遭際而被牽繫到一起來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