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5)(圖)

《文學》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魯迅、伍實的來函，以及編委會的復函。伍實在函中作了解釋，承認沒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夠消除誤會。編委會的復函公開了傅東華的名字，對發表伍實文章作了說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魯迅的諒解。1933年臨近結束的時候，上海文壇還有一場引人注目的論爭，圍繞《莊子》與《文選》問題，在魯迅與施蟄存之間展開。9月29日，《大晚報》副刊《火炬》登出施蟄存填注的書目，一共兩項，在“欲推薦給青年之書”一格寫着：《莊子》，《文選》(為青年文學修養之根基)；《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為青年道德修養之根基)。《大晚報》固然是對他攻擊最烈的一份報紙，但類似的書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報副刊》的“青年必讀書”的意見正好相反。中國的事情總是翻來覆去。魯迅不禁因此聯想到發生在青年中間的許多復舊現象：學寫篆字，填詞，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詩寫成方塊，等等。這些新青年，進的是學校，絲毫沒有沾染過八股毒，怎麼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再想起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學外文，看洋書的那種進取之態，不免感慨系之。魯迅用“豐之餘”的筆名，寫了《重三感舊》一文，並加了一條副題：“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前後比照，突出地顯示歷史倒退的現象。內容也如此，旨在證實“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文章批評的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非為施蟄存而發；施蟄存當然認為是針對他的，於是起而辯難，並且一直糾纏不休。魯迅也韌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稱之為“洋場惡少”。繼《“感舊”以後》上下篇，以及《撲空》、《〈撲空〉正誤》、《若“兼示”》之後，他又以不同的筆名，寫下《反芻》、《歸厚》、《難得糊塗》、《古書中尋活字彙》等。至此，論爭才算告一段落。雙方論爭的一個重大觸點是：如何看待五四傳統問題。魯迅從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兩個方面進行統一考察。他向來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語言當作思想的載體。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從批評劉半農到施蟄存，回到繼續“為白話戰鬥”的話題，至於思想道德方面，流傳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訓》中的“顏氏渡世法”，難道是適合當今這個急劇變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時代的嗎?所以，魯迅必須站出來，充當保衛“五四”的狙擊手。在論爭中，魯迅並不專用力於施蟄存身上，他使用慣用的“春秋筆法”，旁及第三種人，胡適“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還有謠言文學，以及二丑藝術等等。因為諷刺的犀利，以致最後連文章也發不出去。即使如此，他還是覺得這次論爭消耗太大了，本來是無須動太多筆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寫道：“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了，而現在又來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蟄存還寫了《“不得不談”的〈莊子〉與〈顏氏家訓〉》，為復古主義辯護。此外，還寫了《服爾泰》、《“雜文的文藝價值”》等文，算是對魯迅放了一通暗箭。魯迅沒有從正面給予回擊，他本來便認為施蟄存此舉在於“取悅當道”，但當他確信施蟄存也當了“檢查官”，同“第三種人”在一起，並且發表一些反蘇的論調時，這才輕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則稱之為“卑怯的叭兒”，足見憤慨之深。這時，文壇日益複雜化，事件不斷發生：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對魯迅來說，最先有《中央時報》的討伐，接着有《時事日報》，後起的則有《大晚報》和《大美晚報》的合夥的討伐。此外，還有《社會新聞》，《微言》，等等。魯迅成了眾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預言：“恐怕會有檢查制度出現。”果然，次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禁止100種文藝和社會科學書籍，以及76種期刊的出版和發行；3月，特別市黨部相應發出查**刊的密令。魯迅的著譯，均在被禁之列。5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成立。這是專司文化暗殺的機關。許多作品，都在這裏遭到肆意的刪改、禁止、沒收，而且不許聲明，像銜了麻核桃赴法場一樣。比較搗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藝術電影公司等文化機關的暴力行為，分明是一種暗暗的死。1934年末，魯迅又預料，當局又要“另結新樣的網”了。然而，事態變化的迅速與嚴酷，又遠遠超乎意料之外。真是無法可想。魯迅過去的老朋友林語堂，繼《論語》之後創辦《人間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對於幽默與諷刺，魯迅曾經指出兩者之間的區別，力倡寫真實，肯定作者介入現實鬥爭的熱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翼下的微風文藝社澄清黨政機關嚴厲制裁“魯迅林語堂兩文妖”，居然把兩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聯內部，在批評《人間世》的同時，也對小品文取一律掃蕩的態度：甚至特地開了會，公開提出反對寫雜文，要寫“偉大的作品”。這是魯迅意想不到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