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4)

送殮歸來，晚上寫了一首七絕：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過了一周，他又做了兩首舊詩，自抒懷抱，其中一首云：如磐夜氣擁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湘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丁玲失蹤和楊銓之死，有如兩塊大石壓在心頭，久久不能釋懷。在此期間，謠言四起，各處風傳楊銓被刺后，接着又將殺害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人了。有一份報紙還披露了一份“鉤命單”，每個名字下面都注有執行行刺任務的特務的代號。魯迅和楊銓名下的代號完全相同。魯迅在信中還頗幽默地說：“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不過他認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嚇來自“文虻”。還在丁玲失蹤后不久，一連五六日，都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支店詢問他的住址。他估計也無非是文人所為。但是，恐怖無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艱於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話。當此“中國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際，僅有六七個弄筆之徒名列“該死之榜”，也不必至於天下騷然，雞飛狗走的罷?“無怨於生，亦無怖於死”，他的態度是明確的。在給山本初枝的信里，他寫道：“只要我還活着，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楊銓死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便告中止，經過大半年的反抗與掙扎，終於無聲無息地解散了。1933年是一個特別嚴峻的年頭。從這時開始，在魯迅的文字中，不斷出現“文網”的字眼。其實，“文網”除了從刪改、禁毀作品直到通緝等來自官方的干預手段之外，還有文人為同行設置的陷阱。魯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灘文人——他稱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兒的鷹犬”、“無賴”、“覆面英雄們”——的恫嚇、誹謗和攻擊之中。自北京回來之後，便有小報登載消息說魯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為《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所謂“三噓”的對象是：梁實秋、楊人、張若谷。考其出處，原來是在一個飯店裏，在家閑談到幾個人的文章時，魯迅曾經說過：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的。這時，同梁實秋的論戰已經過去，至於張若谷，實在連“噓”的資格也沒有；三個人中，楊人或者還有值得一“噓”的必要。楊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國**，太陽社成員，後來加入左聯。1933年1月，他公開發表“脫離政黨生活”的自白；2月，在《現代》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宣稱“自由”地站在“政黨生活戰壕”之外，來“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志，整齊隊伍，也來扎住我們的陣營”。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卻仍以“革命”標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壇走卒”，造謠說魯迅“拿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於是乎大開湯餅會，慶祝海嬰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郁達夫對亡兒的記憶，頓時傷感起來云云。大學院的錢是拿了的，但並非“獎賞”，當然後來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於“湯餅會”之類，更是無中生有。對此，魯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楊人的自白出來之後，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楊人逼人太甚，又發表《給魯迅的公開信》，說魯迅以諸葛亮自居，把無產階級大眾都當成阿斗。信中還說魯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實際上又如何為魯迅的老態而惶恐，如何“出諸至誠”云云。魯迅終於寫了一篇《答楊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他認為，答覆的必要，是因為楊人不失為一個類型，事關革命和社會，“個人倒還在其次”。對於楊人，信中稱作“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以同“奸商”相區別。在《偽自由書》後記里，還對楊人一類革命小販有過很深刻的批判，說：革命文學者，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以各種理由，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楊人不甘沉默，結果成了叭兒。魯迅因為接待過蕭伯納，還遭到文學社同仁的一場襲擊。《文學》雜誌是鄭振鐸從北京到上海后創辦的，魯迅出席過組成編委會的一次晚宴，按理說，關係是算比較友好的罷?雜誌第二號即登出主編傅東華化名伍實的文章：《休士在中國》，無端虛構事實，對魯迅加以奚落。文章說：“美國黑人作家蘭斯吞休士(LangstonHug-hes)於7月初經由蘇俄到中國，比之不久以前蕭翁來華的聲勢，真所謂‘不可同日而語’；不但碼頭上沒有女士們的歡迎，就是日報上也不見他的名字。這裏面的道理自然很簡單：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倘事實如此，魯迅不就成了一個勢利小人了么?他氣憤之極，立即給文學社寫了一封信，要求公開發表。信很短，但簡要。他嚴厲指出：“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佈出和他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其實，休士他是見過的，只是認為在此並無辯說的必要，只要求對方就捏造的事實加以澄清。作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後搗鬼，見面時倒又裝得十分客氣——他是不願意看到的。後來提到退出文學社的事，他說：“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