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夢境放逐的人(2)

這些雜文不同於《華蓋集》及其續篇那種私人論戰的文字，但是，他抨擊的對象仍然是具體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兒。他指出，這是“青年遭劫時期”，“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隨意強加的，“凡為當局誅者皆有罪。”在《扣絲雜感》中，有一段“包圍新論”，論及權力者即“猛人”和包圍者的關係，並由此推及中國歷史的恆在的循環，是十分精到的。他說，無論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身邊總有幾個人把他圍得水泄不通。那結果，在內使猛人變得日漸昏庸，成為傀儡；在外則使別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經過包圍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國之所以這樣走老路，原因蓋在於包圍：不管猛人如何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包圍的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於是統統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龍馭上賓於天”，這時，包圍者便離開這株已倒的大樹，另尋別一個新猛人。至於民眾，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恆先生》裏寫道：“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個未經理性啟蒙的社會裏,群眾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獨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謂的“群眾”，建立和維持其極權的統治。文章是明白的，體現了一個具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氣；但是又是曲折的，隱晦的，因為寫作者已然失去自由言議的環境。魯迅特意指出，共和使人們變得沉默，這是深具諷刺意味的事。此外，他還變了手法，在翻譯日人《書齋生活與其危險》一文的附記里寫道：“譯此篇訖，遙想日本言論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謂：中國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呢?在編1927年的雜感集《而已集》時，他將1926年10月寫在《華蓋集續篇》末尾的一段詩體文字重複用作題辭：這樣我又看見這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文辭的重複使用標誌着世事的螺旋變化,流血的歷史在短時間內重現，延續，正好說明了新軍閥也是舊軍閥，他們是一丘之貉。身在現代而要做隱者甚難,何況魯迅。來訪者仍然不少，慕名前來的固然有，但也有偵探思想，伺機利用甚至降罰的。其間，魯迅不無選擇,但是必要時,他一樣以身伺虎,不避危難,表現了過人的膽識和智慧。日本作家、詩人、新聞記者山上正義曾經記錄過同魯迅在廣州幾次會見的情形。最初在大鐘樓，山上問到對廣州的看法，魯迅的回答落到廣州的學生和青年的身上，認為他們把革命遊戲化，因為對壓迫摧殘缺乏痛覺，所以使人感覺不到必要的真誠和嚴肅。實際上他說的仍然是一個信仰問題。談到革命文學，他是否定它在中國的存在的。他說：“在廣州，儘管有絕叫，有怒吼，但是沒有思索；儘管有喜悅有興奮，但是沒有悲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現在，連這絕叫和怒吼都沒有了。大屠殺之後，記者眼中的魯迅明顯地變得更加陰鬱和冷峻了。窗外，白雲路的街道上不時傳來急促的號聲，口令聲和腳步聲。他們看到，原來是打着“工會”和“糾察隊”的旗子的工人，並排在樓下走過。這就是“奉旨革命”。但是，所謂革命，已經完全為**與恐怖所代替了。後來，魯迅還對山上談到過：中國革命的歷史，自古以來，只不過向外族學習他們的殘酷性。這次革命也只是在“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等詞句的掩護下，肆無忌憚地實行超過軍閥的殘酷行為而告終。魯迅的堅定的知識分子立場，使山上深為感動。從此，他決心翻譯魯迅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思考的一部作品：《阿Q正傳》。他知道：這裏面積澱了許多富於批判力量而又飽含人類同情的無比珍貴的物質。7日，魯迅還先後應邀作過兩次講演。一次在知用中學，講題普普通通：《讀書雜談》。在大屠殺之後，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對新的社會情勢的認識，對革命的認識，對屠伯的認識。面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他提出，要做“思索者”和“觀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他拿自己的吃荔枝作比，說是在先前出干荔枝，罐頭荔枝，陳年荔枝，並且由此推及新鮮的荔枝是如何的好，結果吃過以後，才知道與原來猜想的大不相同，結論是說非到廣州來吃便永遠不會知道。其實，他說的是自己對於革命思想的幻滅過程。事實大於雄辯，實踐重於理念；因此，他強調說，“必須和現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另一次講演是在市教育局主辦的“夏期學術演講會”上，題目古怪而冗贅，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胸有積悃，發為狂言；雖然名目是關於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學術報告，卻完全把學者的所謂“學術規範”的框架給打亂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