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夢境放逐的人(1)

國共合作破裂。4月12日，大奢殺——魯迅稱作“血的遊戲”——開始了。北伐軍到達上海以後，蔣介石在白崇禧部隊的支持下，糾集當地集會組織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聯合總會”的名義襲擊工人糾察隊，佔領上海總工會，瘋狂捕殺**人和工人領袖；接着下令禁止罷工和遊行，解散工會，取締一切革命組織。從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此外還有500多人失蹤。在4月15日當天，廣州的李濟深等也採取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出動軍警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和東山蘇聯顧問住宅,解散黃埔軍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聯、婦聯等團體，逮捕**員和工人群眾2000多人，殺害100多人。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一方面發佈命令“清黨”，清除異端，一方面建立“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凌晨。中山大學被包圍。宿舍樓的每一層，都有“樹的派”的頭目帶領武裝把守，搜查，捕人。氣氛十分恐怖。魯迅聞訊，匆匆冒雨趕來參加緊急會議。在會議上，魯迅鄭重表明，對於學生的被捕，學校是負有責任的，希望能夠出面擔保他們。而且，人被抓走也總應該知道原委，他們犯了什麼罪?僅僅宣佈一個事實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建議，找李濟深出個佈告，不準搜查教授宿舍。對於如何處理學生被捕問題，他與朱家驊的意見是對立的。朱家驊認為，學校是“黨校”，因此應當服從黨的決定，不要干預政府幹的事情。這樣的結論當然是魯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運動，質問道：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而這種情況，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等參加過運動的人都是了解的。作為過來人，為什麼到今天會把這些全給忘了?為什麼成百成千個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朱家驊辯解說，因為時局不同，當時反對的是北洋軍閥。如此一來，有何話說呢?他只能說：現在就是要防止新的軍閥統治，不能再走老路。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沒有反應。魯迅再次重複了一通“應該對學生負責”之類的話，而會議也就匆匆結束了。回到白雲樓，悲憤之餘，他決定辭職。4月21日，魯迅向中山大學正式提出辭呈，與此同時，許壽裳和許廣平也一起辭去了各自的職務。關於辭職，與顧頡剛來中大不無關係。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編者孫伏園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魯迅和謝玉生給編者的信,透露了這一消息，結果引出顧頡剛寫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魯迅認為這是利用“黨國所治”的一種恐嚇,於是復了一信，因為顧頡剛未曾實行，結果不了了之。後來編雜文集子時,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個《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的題目插了進去。大約因為這是與“現代派”鬥爭的一段故事,所以不願輕易從此遺忘的罷。辭職之後，魯迅更是深居簡出，簡直成了現時代的一名隱者。所謂“大隱隱於市”，表面上看來，他也確乎算得是“大隱”了，然而竟沒有一點隱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攪纏在一起的痛苦，憤怒，焦灼和無耐。當此時刻，他想離開這個血泊而不能；只好暫且整理一下舊稿，藉以排解內心的蕪雜。一是《野草》。編完后，他寫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題辭》。“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臨到結末，則有一種決死的悲壯與昂揚；像這種情辭激切的文字，在他的個人寫作史上是不多見的：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天地有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去罷，野草，連着的我的題辭。二是《舊事重提》，編集時,改作《朝花夕拾》。大約涉及回憶的緣故，寫的《小引》有點悲涼，說是：“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隨身帶來的舊稿，還有德國童話《小約翰》，待整理完畢，再作《引言》時，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陰鬱中涌動起來了。他寫道，所在這樓外的世界與童話中的風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歡，“彷彿覺得不知那裏有青春的生命的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他對大屠殺的暴露是明白的。這場“血的遊戲”對他的刺戟實在太大了，擴大的血泊，使他根本無法繞開。然而，他說：“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沉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果然，在幾部舊稿整理完畢之後，他一氣寫了系列新的雜感，就像一道拉開的閘門，簡直傾泄一般寫作，有時竟多達一天數篇，表現了一個老戰士的強旺的生命力。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