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財源(1)

在中國大陸南端曾有一片對外開放的商館區。近代以前，這個遠離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貿文化底蘊，與紫禁城內的皇家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就是在清代盛極一時的廣州十三行。關注清宮生活或十三行興衰者不乏其人，而對十三行與宮廷關係的探索，幾乎是個空白。讓我們透過清宮秘檔去發現那湮沒已久的歷史。創立於康熙盛世的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設立在廣州的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從１７世紀末開始，每當世界貿易的大帆船泊靠廣州港，便有善於傳譯語言、溝通商情、熟悉洋務的洋行商人負責接洽遠方商戶，統購進口洋貨，營銷中華物產。廣州十三行獨具魅力地吸引着西方的淘金者，令中外商賈八方雲集。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自認為“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不需與外夷互通有無”的乾隆皇帝，面對蜂擁而至的外國商船，在他南巡迴京之後，斷然在全國實行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宣佈撤消原設的沿海各關，僅留廣東的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作為粵海關所屬的中外交易場所，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全部聚集於此，直至鴉片戰爭為止，這個洋貨行獨攬中國外貿長達八十五年。得天獨厚的政策環境，造就了南國歷史上令世人矚目的經濟文化的輝煌時代。從此，十三行的命運便與清王朝的興衰緊密相連。對外貿易鎖定粵海關一口之後，廣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賈使節往來不絕。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裏擁有通向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清政府閉關政策下惟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路。來自各國的船隊，每年五六月間泊靠廣州港，帶來異國的工藝品、土特產和工業品，在十三行商館卸貨交易后，帶着中國絲綢的華貴、瓷器的典雅和茶葉的芳香，於九十月間乘季候風回歸。時人賦詩：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碧眼番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這就是１８、１９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景象，也是當今每年在廣州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雛形。從世界商貿的眼光看，獨口通商實際是一種貿易上的束縛，但它在客觀上孕育了廣州十三行這一著名的中西貿易中心。對於宮廷來說，在中國大陸南端，出現了一個富饒的“天子南庫”。洋船到港數目直接影響到粵海關的歲收，而海關貿易稅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觀財源。為此，清帝每年都要過問洋船數目，從而了解進出口貨物品種及貿易稅收情況。從廣東大吏歷年進呈的奏摺、清單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之後，經十三行完成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前，海關貿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二十七艘，稅銀僅五十二萬兩。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洋船增至八十三艘，稅銀達一百一十萬兩。到鴉片戰爭之前，洋船多達年二百艘，稅銀近一百八十萬兩，是廣東地方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清政府年關稅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洋船增多，洋行便有所添設，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洋行數目創下歷史最高，達到二十六家。十三行年上繳稅銀超過百萬，其中有一部分作為皇室的經費開支，通過粵海關輸送宮中，而皇室每年開銷白銀約在六十萬兩左右。據檔案記載，皇帝把十三行作為財源滾滾的銀庫，常親自審查經費的解交情況，如有出入，便拿粵海關監督是問。雍正年間的楊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時期的李永標等，都是因虧欠銀兩或貪污**，被皇帝從粵海關監督這一肥差職位上革除下來的。雍正帝還告誡革職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腦袋要緊。”為了廣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試圖加重浙江海關關稅，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廣州貿易。他說：“來浙者多，則廣東洋商失利。”然而，該策略並未阻止北上的洋船。於是，乾隆斷然實行封關，僅留廣州一口對外開放。其原因既是為維護東南海防，也是為保證廣州洋行生意。清政府規定，洋貨行商人必須是“身家殷實，貲財素裕”者，為的是保證洋行經營水平和對外貿易信譽。在豪商巨賈中，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為最，他們都是家業顯貴、錦衣玉食、園宅華麗。十三行街成為當時的“華爾街”，大的商號擁有資產上千萬銀兩，出現了一批世界級豪富。洋行巨頭之一潘氏家族，長期操縱着對英國生絲貿易的市場。其豪華別墅臨廣州珠江而築，堂皇氣派，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及外國使節常常在這裏會晤。伍家豪宅與潘園交相輝映，是一處大型的園林建築，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相媲美。伍氏洋行與美商關係最為密切，這裏出品的茶葉，通過美國旗昌洋行遠銷歐美各地。１９世紀中期，凡帶有伍家圖記的茶葉，在美國就能賣出高價。伍家資產在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約有二千萬兩白銀，被當時的西人稱為“天下第一富翁”。２００１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將伍氏商人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之一。嘉慶年間，行商盧觀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形成長期合作的利益關係，得以獨佔棉花交易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