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識梁思成、林徽因夫婦(3)

每次上完課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時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先生、張奚若夫婦，周培源夫婦和陳岱孫先生也常來。其他多是清華、北大的教授，還有建築系的教師。金岳霖先生每天風雨無阻總是在三點半到梁家，一到就開始為林先生誦讀各種讀物，絕大部分是英文書籍，內容有哲學、美學、城市規劃、建築理論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們常常在誦讀的過程中夾着議論。梁家每天四點半開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會的中心，梁先生說話不多，他總是注意地聽着，偶爾插一句話，語言簡潔、生動、詼諧。林先生則不管談論什麼都能引人入勝，語言生動活潑。她還常常模仿一些朋友們說話，學得惟妙惟肖。她曾學朱暢中先生向學生自我介紹說：“我(é)知唱中(朱暢中)。”引起鬨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陳岱孫先生介紹我說：“這個姑娘老家福州，來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還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學昆明話說：“嚴來特使銀南人！”（原來她是雲南人!）逗得我們都笑了。她是那麼淵博，不論談論什麼都有豐富的內容和自己獨特的見解。一天林先生談起苗族的服裝藝術，從苗族的挑花圖案，談到建築的裝飾花紋。她又介紹我國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紋的產生、流傳；指出中國的卷草花紋來源於印度，而印度的來源於亞歷山大東征。她指着沙發上的那幾塊挑花土布說，這是她用高價向一位苗族姑娘買來的，那原來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對袖頭和褲腳。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發上的梁公說：“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褲腳上。”我不禁噗哧一笑。接着梁公也和我們談起他在川滇調查時的趣聞。他說在四川調查時，曾被作為上賓請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門上貼着一副絕妙的對聯。上聯是：“握手互行平等禮”，下聯是“齊心同唱自由歌”。然後他又拖長了聲音笑着說：“橫批是‘愛——的——精——誠’。”客人們全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自己也笑着說：“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和建築系的老師們往往在梁家聽了滿肚子的趣聞和各種精闢的見解與議論之後，在回家的歸途上，對梁、林兩位先生的博學與樂觀精神萬分感慨。我從沒有聽到過他們為病痛或生活上的煩惱而訴苦。他們的老朋友費慰梅（WilmaCannonFairbank，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之妻。1909年出生於波士頓，畢業於哈佛大學美術系，曾任美駐華使館文化專員，是研究東方古代藝術的專家）曾這樣來形容林徽因：“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但是林先生的病卻一天天明顯地加重了，我的英語課也只好斷斷續續地進行，直至完全停止。但我仍常常去看林先生，她只要略有好轉仍是談笑風生。一天，我們又談起北京的古建築，她問我是否都遊覽過了。我說城裏的古建築算是走馬觀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還都沒有去。她又問我最喜歡哪一處。我說，很難說，因為每一處都給我留下了不同的感受。於是她熱情地為我講解分析每一處建築的藝術特點，似乎完全不理會我是個一無所知的“建築盲”。當她聽我說到天壇、故宮給我的感受，及太廟那大片的古柏給我的印象時，她突然想起了什麼，笑着問我：“聽過我和思成逛太廟的故事嗎?”我搖搖頭。她說：“那時我才十七八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剛進太廟一會兒，他就不見了。忽然聽到有人叫我，抬頭一看原來他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是你還是嫁給了那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梁先生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隻手輕輕地撫弄着。他們是多麼恩愛的一對!林先生那蒼白得幾乎透明的臉，在興奮中泛起一點紅暈。我獃獃地看着他們，想起醫生對林先生病情的診斷，心中不免一陣酸楚。其實，他們的現實生活十分艱辛。解放前清華的教工宿舍還沒有暖氣，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三四個約有半人多高的大爐子才暖和。這些爐子很難伺候，煤質不好時更是易滅，對付這幾個大爐子的添煤倒爐渣等活兒，簡直需要一個強勞力才行。那時梁再冰和梁從誡都在城內就學，這個沉重的擔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內溫度的高低冷暖，直接關係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輕易把這個工作交給別人。他常帶着笑說：“這是粗活。”是的，他還有更重要的“細活”：每天定時為林先生注射各種藥液，他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的技術；為病人配餐；為使林先生能坐得舒服些，給她安放各種大大小小的靠墊和墊圈；為林先生朗讀各種讀物，他是一個第一流的護士。除了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務是領導建築系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學與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