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倫理建設(3)

●研究人員有進行此項研究的資格。通常，他必須具有某種博士學位(醫學博士或哲學博士)，或某種職業等級證書，並必須具有某種研究機構(大學的，政府的，或公司的)成員證明。

研究機構不僅應使他(遵守規則，並且應保證他)有足夠進行此項研究的實驗室設備。

●對研究對象個人的損害應是相對地輕微並短暫(非永久性)的。●研究對象應知曉他正參與一項實驗中，知曉其可能的危害，並曾表示同意參與。

若這些條件中任何一個被違反則研究人員不具備進行研究的資格或者認定研究人員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若實驗不具有科學價值或研究對象未被告知可能的危害，研究人員對研究對象所造成的這種不禮貌行為的危害程度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不禮貌行為更為嚴重。

特別是，有些批評者感到，當研究對象無權無勢或地位低下時，此種傾向尤為嚴重。

□對方法論的思考在倫理道德問題之外，欺騙也有方法論上的含意。之所以在研究的真實目的上欺騙研究對象，是因為感到，若研究對象知道了研究的真實目的，便可能更難以達到該項研究的目標。

這是因為研究對象下意識中的偏見可能會被撩起，或因為他為使自己顯得聰明些，為取悅於研究人員，甚或為使研究人員顯得不稱職，從而惡意竄改資料。

本來，即使向研究對象隱瞞了實驗的真實目的，這些對象也能從前測和測驗刺激中悟出其真實面目來。

所羅門兩控制組實驗設計就是基於相信即使進行了欺騙，實驗對象仍能從前測和刺激的相互作用中推斷出目的來而提出的。

這一設計提供了估計這一相互作用效應數值的手段。當然，如果實驗對象天真幼稚，不知道欺騙手法已被社會研究人員廣泛使用，那樣，要保持實驗目的不為人知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但是，那些老經驗的實驗對象，知道人家會進行欺騙的，便會假定所宣示的研究目的是虛偽的(即使並不虛偽)，並會試圖從一些蛛絲馬跡例如前測或測驗刺激中探尋

“真正的”目的。當前的問題是，天真幼稚的對象是愈來愈少了，特別是那些大學生，他們一向是被研究人員亦即他們的老師當作

“可控制的聽眾”使用的，現在也越來越少天真幼稚的了。在西方，對這一現象的認識更為深刻。

如凱爾曼1967年引用過一個大學生研究對象說過的話

“心理學家們總是撒謊”。P·博納西克(PhilipBonacich)1970年報告說，他的幾乎所有對象都曾被過去的實驗人員欺騙過，這大大損壞了他的實驗的成功機會。

在其研究團結、聚合與社會控制的實驗中，博納西克發現，當他告訴這群實驗對象說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密告了其他人，但未說此人是誰，對象們強烈傾向於相信他們中不會有人對研究人員的引誘屈服，認為這是研究人員在騙他們。

博納西克認為這會使他這項實驗的目的變為無效，因為他所想研究的社會控制過程已不復存在。

在大學生總體中保存天真幼稚對象的困難，無疑部分地是由實驗人員所獨特地使用的招募方式引起的。

不像調查研究人員那樣在全體學生中隨機抽樣地選擇，實驗人員寧願讓對象們自我選擇。

常見的做法是，在佈告板或學報上張貼或登載廣告，出資聘請志願者參與某項實驗者。

這樣，毫無疑問，許多應聘者是

“職業的”、深知此道的

“老油條”，其參與實驗只是為了撈點外快而已。也有不少學生正計劃從事研究事業，他們之參與實驗只是為了積累經驗，學着搞。

若實驗人員能隨機地抽取對象，并力求徵得其同意，他便可能有較好的機會找到那些不世故的被研究者了。

凱爾曼1967年曾列舉欺騙的後果：①可能引起研究對象拋棄所宣佈的研究目的，而以自己的意思胡亂猜測。

②予社會研究人員以

“不可信任的人”的壞名聲。③引致對象企圖在機智上勝過研究人員，並在這場競賽中打贏之。

④使對象得不到有助於按照(研究人員的)指導進行實驗的必要的信息。

⑤由於在研究人員所宣稱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從實驗情況和實驗人員所透露的線索中所接受的信息之間存在着矛盾，研究對象從研究人員那裏得到的是矛盾的任務。

結果是，研究對象中每人都可能對情境有自己的不同的理解，有自己的不同的對付方法。

這有點類似調查研究的回答者對模糊不清的問題各有各的理解。因此，確切講來，是不同的人在回答不同的問題，儘管表面上都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

凱爾曼認為，將研究對象捲入角色扮演模擬博莽，研究人員和研究對象便可互不相欺地在實驗中合作。

我國民意測驗實務操作人員的職業倫理建設職業倫理不是招之即來的東西，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樣，西方先進國家研究人員已經做了巨大努力，中國民意測驗行業的職業倫理的形成需要我國行業先覺者的倡導和身體力行，它的形成需要宏大政策環境的引導，需要這個職業形成之前和形成之後所有人的不懈努力——內部成員的有目的的構建和外部力量的促成，也需要時間使之發展、完善和成熟。

零點調查(wwwhorizonchinacom)與同業機構的專業人士也均積極加入國際商會/世界專業研究者協會（ESOMAR），國際民調界目前已經有一些成型的職業行為準則，比如，目前中國專業調研界就承諾接受ESOMAR規則的約束，承諾在處理民意測驗中各方關係時嚴格遵守《市場和社會研究的國際準則》，並分別於1999年和2002年積极參与倡議形成中國調查行業公約。

儘管公約只是中國調查行業倫理建設的雛形，但對於中國本土民意測驗業倫理建設將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