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傳聞連想像都不能想像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風應**中央邀請北上，他們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東北商人承包運貨到解放區”。[26]13日下午在遼寧庄河縣上岸，17日到達瀋陽，第二天（1月18日），他就聽到了不祥的消息。“謝東平找來，閑談甚久，知道華東文化人聽說我有政治問題。”[27]此後，這樣的信息就沒有斷過。1月20日，胡風和蕭軍見面后談話時，硬氣的蕭軍“似忍不住流淚”。蕭軍因為看不慣蘇聯軍隊在東北的做法，在他主辦的《文化報》上忍不住進行了一些婉轉的批評，當時正在挨批。1月31日的胡風日記說：“有人因蕭軍而對我誤解”，“我不斷地成為造謠對象……”[28]儘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協看蕭軍，聊了三個小時。3月30日，周穎來，閑談中說及“吳晗、田漢夫婦對我的攻擊”。31日，馮乃超夫婦及其女兒來，談了一些閑天，“喬木說我的態度壞得很”。[29]這個“喬木”是指他在重慶的老熟人喬冠華。4月2日胡風日記記下了李亞群和他的談話。我有小布爾急進性，許多青年同意我，但他們主觀強，為市民，或間接為工農兵（但不熟悉工農兵不是不行么？）虛偽的愛國主義模糊了階級觀點，是實。批評應該盡量估計優點（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馬列主義）。[30]對於這一切，胡風在以後的“三十萬言書”中說道：“我聽到了不少關於我的傳聞，我連想像都不能想像。那些不但太違背常識，而且有的可以歸結到政治性的問題上去，例如在華北大學，讀了我的作品的學生在鑒定上就要寫上‘受了胡風思想影響’一條。又例如，在延安時期，周揚同志在講演中講到魯迅的時候總要罵到我。和我有過聯繫的青年作者幾乎很少沒有發生過‘問題’的。”[31]對當時文藝界的許多不正常現象，他也敏銳地感受到了。“但同時由於過去的記憶和香港論爭的影響，我警惕到自己的處境，產生了我暫時不能寫理論批評文字，不要在這個革命形勢的緊要關頭由我弄出麻煩來，對不起黨和這個時代的消極情緒。”[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