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命運悄悄襲來

後來（1951年1月16日），胡風在給牛漢的信中說：“寫的時候，整個歷史，整個宇宙都匯成了一個奔騰的海（《歡樂頌》）、奔騰的大河（《光榮贊》、《安魂曲》）、陽光燦爛的海（《歡樂頌》）在我心裏響着，有時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燒。”[19]但他想不到的是，《歡樂頌》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後，《時間開始了》後面幾個樂章的發表都遇到了困難。先是12月4日，他接到馬凡陀的電話。“《讚美歌》他們嫌長，不想用了。但亞群在電話中說，還想爭取。”第二天，“徐放來。把《讚美歌》改名為《光榮贊》，並改正幾小點。他們還想爭取能發表”。[20]8日，“得亞平信，報告《光榮贊》的發表問題”。[21]15日，他和胡喬木通電話，才知道胡“不贊成《光榮贊》裏面的‘理論’見解，當然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22]所以，他只能設法在《光明日報》、《天津日報》發表《光榮贊》、《英雄譜》（《安魂曲》）等幾個樂章。令他意想不到的或許是，他滿腔熱情謳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竟然遭到了一連串的誤解、歪曲與批評（那已經是1950年的事）。曾肯定過《時間開始了》的蕭三在《文藝報》關於詩的筆談中說他的詩里有“牢騷”，沙鷗說有“色情”，何其芳甚至批評他將**比作“海”是對**的歪曲，因為毛自比“小學生”。經手發表《歡樂頌》的馬凡陀（袁水拍）也反戈一擊，批評胡風將**的形象歪曲成脫離人民群眾的“站到雲端里的神”，與**“甘當小學生”的思想不同。黃葯眠在《大眾詩歌》第六期發表長篇大論的《評〈時間開始了〉》，“這更不從內容出發，對於內容隨便加上歪曲的解釋”。文化部編審處召開討論會，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集體批評《評〈安魂曲〉》。批評火力之猛完全出乎胡風的意料，“而且還故意地拉到政治問題和人事問題上去”。[23]如果說因為《時間開始了》有一處涉及“僵硬的官僚主義”，批評者質問他罵的究竟是誰，我們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批評者無限上綱、任意羅織罪名的本領也實在太大了。由於這些批評，已印好的詩集新華書店也限制發行，後來出版社當廢紙賣了。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風難以理解的，他悲劇的命運實際上早已拉開帷幕，只是他沒有感覺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上就有多篇文章將矛頭對準了他，邵荃麟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中不點名地批判了他“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他在重慶時期的好友喬冠華以“喬木”的筆名發表的《論文藝創作與主觀》點名批判他的文藝觀點是“主觀唯心主義”，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於為什麼要批判胡風？邵荃麟的這番話已說得明白：“胡風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面目出現的，但我們認為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種誤會，以為他的理論就是黨的理論，這是必須講清楚的。”在有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還需要胡風的文藝思想嗎？自認為一輩子跟黨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風確實太天真了。他後來在“三十萬言書”中說：“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們發表批評我的文字之前，同志們沒有通知過我。只有一次從接近國民黨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聽到，說劉伯閔（國民黨三陳派文化頭領）在同坐汽車的時候告訴他，香港要清算胡風。我當時不大相信，因為這和當時整個局勢的鬥爭要求和氣氛是連不起來的。甚至覺得是國民黨文化機關玩的小花樣：造謠。到香港的同志們把批評我的文章的校樣寄來的時候，那刊物也已經出版了。”[24]儘管有這樣嚴厲的“清算”，可他認為這畢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間的批評，他還是滿懷希望地從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這段洋溢着歡樂的文字真實地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情。“雖然地上蓋着雪層，空中吹着寒風，但我好像從嚴冬走進了和煦的春光裏面。土地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香味，風物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彩色，人物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氣質。”[25]到3月22日，他在寫給周恩來的信中還說：“我走的是滿天星滿地花的道路。”這一年胡風4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