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只被看作是“同路人”

事實上，5月18日，詩人艾青就曾當面說胡風“情緒‘消極’”。[33]不過，胡風並沒有特別在意自己的處境（雖然他自認為“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處境”），沒有意識到羅網已為他張開，因為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大半生追求這個革命，把能有的忠誠放在渴求這個革命的勝利上面的人”，他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只是被看作是**的“同路人”。所以他才會在7月18日即文代會閉幕一天寫給老同學朱企霞的信中不無抱怨地說：我，一直只是一個“同路人”，也許你並不了解。為什麼如此？那說起來話長，總之，在中國，做一點文化特別是文藝上的鬥爭，是並不那麼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負擔不可。但現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覺得放下了這點負擔也不會成為損失。我想以後不弄過去那一套了，學習着寫寫散文之類，直接從生活吸取一些，也算是一點對於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34]他是從顯赫的胡喬木那裏得知自己不過是“同路人”的。他1949年的日記中有三次提及胡喬木。6月9日，“得胡喬木信，官架子十二萬分”。[35]11月27日，他本來提出要見周恩來，周沒時間，安排胡喬木和他談，胡主要談了兩點。1.我對世界、歷史的看法和**不同。2.要和整個**做朋友。[36]對此，他後來在“三十萬言書”中有更詳細的回憶。胡喬木同志和我談話：（一）說我對於黨的事業是做過真誠強烈的追求的；（二）說我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和**不同，而且這還不是“庸眾”的意見；（三）他勸我，脫離了**就是脫離了群眾，應該和整個**做朋友，應該多看看**裏面的壞人……他的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裏面的壞人這意思我懂，以為是應該正視黨內思想鬥爭以至邪正鬥爭的意思，但我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雖然只限於從一個小角度出發，在涉及了的具體問題上可能有錯誤，但怎麼會和黨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隨了黨的事業，怎麼還會有一個把黨和我一個個人平列起來的“和整個**做朋友”的問題呢？但由於他的坦白的態度，我當時把心裏的話告訴了他：我耽心文藝上會出現一個灰色時期。這也是我想和周總理談的主要意思。胡喬木同志當時斷然否認了。[37]這次談話在胡風心中投下了陰影，他感到迷惑不解：自己大半生追隨黨的事業，這一點也得到了黨的認可，怎麼還會有一個把黨和自己個人並列起來的‘和整個**做朋友’的問題呢？提到‘脫離了黨就是脫離了群眾’，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應該入黨？是不是因為不在黨內，文藝領導才不信任他？[38]三天後（11月30日），正在創作《時間開始了》的胡風提筆給胡喬木寫信，表示了入黨的意願，沒有得到回信。（此前，6月11日，曾經是他學生的陳緒宗南下上海前夕，也勸過他，叫他“要求入黨”。）下一次他見到胡喬木，胡喬木只是說，這問題也可以考慮，但並不“奉勸”他這樣做。從此再無下文。另一個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周揚，眾所周知，胡風和周揚之間的恩怨是胡風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早在左翼文學激蕩的30年代就曾在上海“左聯”共事，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由來已久，那時周揚就把胡風看成是“政治敵人”。1949年，當天下大勢定於一之後，周揚以“文藝上的勝利者”姿態進入北京，是“革命文學班頭”，而胡風只是被邀請的客人、一個“同路人”，地位懸殊，身份已明。胡風一到東北解放區就聽說了許多有關周揚的事，知道了周揚在延安文藝界的權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