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為學只拈盡性二字

在為生計發愁的大轉變年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學問，想起著書之類事，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且著作等身、桃李滿園的夏承燾常常夜半不寐，興緻盎然。1月9日，“昨夜夜半失眠，思得數文題，晨起亟為寫成大綱”。[44]1月22日，“夜讀國文月刊傅庚生評李杜詩，因悟杜甫深入平民間，乃成其偉大。枕上擬一題曰詩人之歧路，預為講演之資，並以入詩人論”。[45]2月13日，“枕上夜醒，擬定論杜甫大綱及戲劇節廣播詞，四五時才入睡”。[46]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說杜詩大綱寫下來。治學的興緻與艱辛都由此可見。從1月到4月，無論時局多麼動蕩不安，他都是讀書、作文不斷，各種詩詞唱和以及請他為各類詩集、詞集、論詩說詞著作序的人也從未中斷過。1月16日，“燈下得數斷句，可足成詩詞”。1月20日，“晨草白石詞說，至夕初稿成，得**紙。過孤山，一高梅已吐花矣”。1月21日，“晨作白石詞評”。[47]1月24日，“晨寫白石詞評一頁。……過中華書局，以九十元購得影印宋拓秘閣本黃庭經”。1月25日，“作白石情詞考一短文”。1月27日，“陰冷欲雪。讀杜詩。”1月28日是農曆除夕，他仍在讀杜甫晚年的詩。[48]1月30日是大年初二，雖賀客不斷，他還是抽時間做杜詩的札記。2月2日，“讀杜詩，成都梓州之作，鮮及民生疾苦者”。[49]這段日子，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杜詩，偶讀樂府詩及其他書，2月11日這天上午有雪，他就終日不出房門，做杜詩札記。2月17日，為賀陳雁迅母親的六十壽，他在燈下填了“好事近”一首，其中有“辛苦歲寒心事，對杏桃難說”等句。2月18日傍晚，他寫了《記鄭以真先生》文，“覺胸懷甚好。平時作文，總不免名利之心，今日為此文，一無所為，自覺今日為不虛生”。[50]2月23日，他讀了日本德富豬一郎著的《杜甫與彌爾頓》數十頁。“尚不惡，於我有啟示，寫札記三四條。”2月24日，“讀孟子伯夷章。臨聖教序”。2月25日，他對朋友心叔說自己想寫論詩人屈原、杜甫各篇內容，心叔勸他說，應該先寫定詞學考證各文，這本書可以留待晚年再寫。“馬夷初先生六十以後寫說文稿甚辛苦，應乘精力好時，先寫研究用心文字也。”[51]2月28日早上，他改定論《長恨歌》文，想就樂府“青青河畔草”寫一長文，專論換韻。“自詩經、楚辭下及詞曲，作一總括之換韻例。”[52]3月3日，他繼續讀德富豬一郎的《杜甫與彌爾頓》，“頗有啟發，札得詩人論數條”。[53]3月7日，他讀了白居易年譜，“覺其仕途勇退為不可及，即寫大綱入詩人論。白之處富貴，蘇之處憂患，詩人中無兼之者”。[54]3月8日，他讀了向達的《唐代之長安與西域文明》，認為“此書頗可愛”。同一天，他給姚鵷雛複信並答贈五律一首，其中有“世變夜鵑知”、“珍重西湖約”等句。[55]從3月9日到19日，他花了十來天時間專心寫出論《琵琶行》的長文，寫得很是辛苦，其間3月10日，“午後寫琵琶行文一頁，覺無意義，頗思輟筆。閱詩人論稿，擬以札記體寫之，憚於作長文，以體弱不耐構思也”。3月15日，“寫琵琶行三四紙，頗嫌小文字枉費精神，然念盡性之義，不敢率爾，惟很體弱，不能久用思耳”。[56]3月20日，他借讀了陳布雷回憶錄，感嘆只記到五十歲。“惜后十年未出記，奉化事亦嫌不詳細，不及趙惠甫之記曾文正。此或不敢詳，由奉化不比文正也。布雷努力艱苦，一生不懈，此不可及。奉化晚節負此良友藎忱矣。”[57]4月5日，他從浙大哲學系借來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學》等書。4月10日，他讀白石詞有心得，讀完《趙惠甫年譜》后他感慨趙“晚年築室百餘間於常熟，一生連娶三四妾，其佛學可想”。[58]幾天後（13日），他即寫了一篇趙惠甫小傳。3月20日，他說：“燈下自念平生為學，只拈盡性二字，一切學問只是發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所以他想寫《詞性篇》。[59]4月16日，他寫成《詞性論》初稿。18日，他又完成了《詞性篇》第二稿。此時離“百萬雄師過大江”已沒有幾天。值得玩味的是，這位畢生醉心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詞家從3月30日開始借讀高爾基、艾思奇等人的書。這一天他到浙江圖書館借得高爾基文學論譯本兩冊《我的文學修養》及《高爾基論文選》，“燈下閱十餘頁，思以此為詩人論之借鏡”。31日，“閱高爾基文學論，頗有悟入處”。4月1日、2日，他連日都在讀高爾基的書。[60]4月5日，他又從浙大哲學系借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冊。“午後閱艾書小半本，頗欲仿此通俗筆墨，寫各大詩人為一書，作中學生讀本。”4月6日，“閱大眾哲學半本。”[61]這也算是他在“新時代”不可抗拒地到來前作些準備吧。閑暇時，除了散步，除了看梅花謝落、桃樹開花、柳枝發芽或新柳如煙，夏承燾還教妻子讀孟子、讀朱光潛的致青年書，在平靜中等待着時代的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