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語言運用得當才能表達得當

8月19日，他審閱新華書店出版的《中等國文》第三冊，其中選了**“五老”之一的兩篇文章，他認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語意亦不連貫”。[59]他接着發了一通感慨：“近來朋輩中頗有強調所謂思想問題者，以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寫不通也無關重要；又，凡解放區刊布之小冊子，不論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為至寶，大有‘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與朱智賢合輯一書，供師範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區材料（大抵是講各科教學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則讚美不置。聖陶曾因此大為不快，頗有辭職不幹之意。此類文字，如任其謬種流傳，毒害青年將不知伊於胡底。聖陶擬訂中學課程標準，其中有一項說明：‘一個詞兒用得合適不合適，一個虛字該補上還是該刪掉，都是內容問題，不是‘文字問題’。表達內容既然以語言為工具，惟有語言運用的得當，才能表達的得當。’至哉言乎！聖陶殆有為而發歟？”[60]這也顯示出這個不懂政治的讀書人幾分天真可愛之處，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見《人民日報》編委，講了許多問題。“大家談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黃炎培，喜歡寫詩，詩又不合平仄，還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的意見是，還要從政治上考慮。人家是歌功頌德，詩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詩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雲彬恐怕怎麼也想不通吧。8月27日，宋雲彬到北大出席國文座談會，討論大一國文教學問題時，對於清華所選大一國文目錄“頗表不滿”。[62]29日，他繼續審閱清華所選的“大一國文教材”，認為“茅盾之《托爾斯泰博物館》，疵謬百出，此種作文，若在□□教刑時代，應責手心數十下矣”。[63]宋雲彬為人處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對柳亞子“牢騷”的勸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訴葉聖陶“蘇州解放后征糧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時，葉聖陶寫信給周恩來請求進行調查。信稿請宋雲彬斟酌，他的意見是“措辭須極謹慎，不可使對方誤會為地主說話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來，說起“故鄉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盡量享樂，賭風為之大盛。四鄉散兵游勇及國民黨特務橫行騷擾，使城鎮上的人不敢下鄉”，[65]他並無什麼表示。儘管他小心翼翼、處世低調，仍免不了時時流露出一個讀書人的書生氣來。3月26日晚，與張志讓、徐鑄成去看京劇，他在日記中說演《得意緣》的梁小鸞最近被推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思想當甚進步，然藝實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會的曲藝晚會，連闊如是北平曲藝界出席文代會的代表，“然其‘評書’表演殊平平也”。[67]3月27日晚，他參加國民戲院的晚會，主要是歡送巴黎世界和平大會代表出國，代表團正副團長郭沫若、馬寅初先後致答辭，他的評價是：“郭氏所陳都老生常談，並無精彩處；馬氏則近乎荒唐矣：彼謂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發，中國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強可愛，惜所見不廣耳。”[68]4月16日，聽了周恩來的報告，他感慨當年在重慶曾家岩聽周的報告，“時作悲憤語”，“今則時移勢遷，滿懷愉快，語調亦轉為輕鬆矣”。[69]4月21日，他在北京飯店出席文化界擁護巴黎和平大會座談會，直言“夏康農主席發言多無次序”。[70]8月8日，有人告訴宋雲彬，開明書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對時局以及他們的工作態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惡意揣測，謂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頭腦恐已無法改造，日後必為新社會所擯棄，余敢作此預言”。[71]然而，歷史的弔詭是僅僅8年後宋雲彬自己就成了右派，“為新社會所擯棄”。[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2][63][64][65][66][67][68][69][70][71]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5、116、125、130—131、132、133、117、142、118、118、121、129、131、134、137、137、139、140、142、141—142、142、142、143、144、146、149、151、153、162、162、167、119、121、128、114、125、126、126、127、157、135、135、141—142、116、122、152、122、120、152—153、157、140、165、117、128、144、145、141、151、151、151—152、153、154、134、145、115、139、115、120、122、148頁。[61]當年人民日報一位編委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