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一日不為柴米油鹽操心

在1949年江山易手前夕，對一個大學教授而言，面對的最大問題莫過於紙幣的不斷貶值、物價的不斷上漲。“全社會皆在過不下去之情況中過日。”夏承燾也幾乎無日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並在日記中留下了準確生動的歷史記錄。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傳單者，勸各安心職業。傳**廣播決心解放到底。國民黨政府宣言皆不稱共匪而稱共黨矣。物價仍日漲，米價已至七百元一石”。[9]6日，“午後買食物，費百餘元。物價連天飛漲，米出八百關，黃金九千餘矣”。7日，“里西湖全冰”。第二天照樣是嚴寒。“過大街購一帽，金元百元。物價猛漲驚人，午後過珠寶巷口，買金買銀洋者甚擁擠，金圓券將成廢物矣。”9日，“里西湖盡冰”，午後與家人進城購日用衣物，費六百元。“物價一日數變，金圓券亟須脫手。”[10]12日晨，他和妻子坐校車進城，買食物，領米。14日，“夜月甚皎”，“剪髮付十三元，前次僅三元”。[11]2月5日，“早與婦乘校車往校，領暫發薪一千三百餘元，不足買斗米一銀元”。（今日銀元值一千三百五十金圓券。）[11]12日，“校薪發至六月份，今日領六千六百元。內子入城，買得三袁洋，一千四百二三十元一枚，教授生計不及早日女傭矣”。（近日雇女傭，月需三四斗米，乳塭[女]須一石二三斗。）[12]21日，“浙大本定今日發薪，旋以中國銀行被周主席征去七億元工事費，遂無錢貸浙大”。[13]3月8日，“午後內子往校，領三月份五百倍補發薪七萬一千八百元。市上銀圓已漲至四千餘元一枚，浙大同事到處爭購，內子無所得而歸”。9日，“早入城，以七萬元買金二錢五分，入晚每錢漲四五千元”。3月11日，“午後往校領研究費（五百倍）五萬八千元，買金一錢五分，銀洋二枚，半日為錢財奔走”。3月25日，“物價日漲，袁頭銀元萬金元一枚”。3月28日，“早與倫清赴校取米七斗，營營半日，小事亦有計較心，徒費精神，后當痛改”。[14]4月7日，“今日領得一千五百倍薪水，共十九萬八千元。午後入城購得黃金一錢，十八萬五千元，昨日尚僅十一萬餘也”。[15]9日，“午後為領薪二十萬金圓券，往眾安橋買銀元三枚，奔走甚勞，近三四日金銀物價風狂上漲，經濟崩潰無法挽回矣”。心叔從之江來，有朋友南開大學來信，“教授每月可領小米千斤，待遇猶在勞工之上，學生公費取消，惟在蔣區者得領臨時公費”。[16]10日，“今日發校薪一萬倍，予得一百三十二萬元，托論清往市購得金戒三錢。抗戰以來，公教人員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學同事每聞發薪，即打點上市，為數萬元市價爭先恐後，惡俗不堪”。13日，“今日又發校薪一萬倍。聲越謂各同事坌集金店，張皇奔走，數張鈔票，弄得一班窮酸子六神無主”。[17]22日，“袁頭漲至四十餘萬，今日發薪六十六萬，不夠二銀元”。[18]金銀一日數變，連寄信郵費也不斷地漲。夏承燾在日記中多次記下了郵票漲價前大量發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郵票漲五倍，晚發各友人複信六七封”。[19]3月31日，“早發七函，聞明日郵費又大加矣”。[20]他在3月9日的日記中曾嘆息：“社會經濟破產到此，當局猶作無用之掙扎，徒苦民耳。”[21]當然，金融危機也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的，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的日記中就兩次提及，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