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乃至抵制的原因是什麼？

早在國統區報告草擬之前，胡風就已決定以“消極”態度對待各項工作，他在4月26日給路翎的信中這樣寫道：“沒有做任何事。現在在等開文協代表大會，沒有法子不參加，所以只好在這裏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見，只能如此也應該如此。”[60]5月7日，他給方然、羅洛等人寫信也說：因為非得參加這個會不可，“所以滯留在北平。但我對這毫無興趣”。[61]胡風的“消極”乃至“抵制”到底是因為什麼？閑言碎語不時傳到他的耳朵里，他的日記中也時有透露。6月13日，“吳清友來閑談了一會。說是有人說，我到解放區以後見人不大講話”。[62]6月28日，胡風到華北文藝社，“與田間、歐陽山閑談，他們給了我很多忠告”。[63]文代會召開前的幾天，胡風突然發現其他人對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月27日，他“到丁玲處閑談了一會。雪峰來彙報，他們一道‘去一個地方’，我趕快一個人走了出來”。6月28日，“昨晚去了‘去一個地方’的人，臉色全變了，避免和我談話”。[64]6月30日上午，他到懷仁堂參加文代會預備會，“已見過的人避不講話，新見到的人，有的很親熱”。[65]7月6日，文代會已進入第五天，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高度評價了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特別提到：“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統治區域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也就是今天的大會發起的團體之一，除了很少幾個反動分子被淘汰以外，那個團體的文藝工作者幾乎全部都團結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並且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幾乎全部都來參加了這個大會。”這個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前身即1938年在武漢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戰勝利后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協會，胡風長期擔任這個團體的研究部主任，負責文藝理論工作。1949年3月26日，胡風奉周恩來之命從石家莊趕到北平，興沖沖地準備參與新文協的籌建工作，不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壓根就用不着他操什麼心。十天後，籌委會為胡風安排了四項工作：《文藝報》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委員共3人，另兩人為茅盾、廠民），內定他為主編；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員會委員（委員共11人）；小說組委員（召集人是葉聖陶）；詩歌組委員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職務很多，工作具體，按理說應該夠他忙碌的。然而，胡風卻並不忙，甚至不願忙，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消極”。4月8日，“被茅盾綁[架]到永安飯店商提蔣管區參加‘文協’的代表名單，到后談了幾句就溜出來”。[66]可見他的“消極”抵制情緒。《文藝報》是頂尖級的文藝理論刊物，在文藝界的位置相當重要。但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說：“開會（1949年4月15日）之前沒有同志和我談過，這次會周揚同志又沒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會上提出的時候，連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擬好了。由於我的消極情緒，由於這麼一個重要的工作卻是這樣被突然地提了出來，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馬上接受。”[67]4月16日，他在北京飯店遇到周恩來，周和他握手的時候說，知道他要忙起來了。他由此“直覺地感到這工作是受到了周總理的特別注意”，愈加懷疑周揚們為什麼不事先直接和他談一談，不信任他，至少是不支持他做這個工作的。所以，無論茅盾如何勸駕，“惶惑”的胡風始終不願出任《文藝報》主編，4月的胡風日記中至少6次提及此事。17日，茅盾等來談《文藝報》事，“我堅辭主編責任”。18日，“上午，訪沙可夫談辭去《文藝報》編輯事”。（表示這個工作由他做恐怕不合適，實際上希望周揚約他談一談。結果周揚、沙可夫都沒有給他回答。）[68]20日，“廠民來，要填表去登記《文藝報》，我辭謝了”。[69]26日，“晨，茅盾來，還是要我不辭《文藝報》編委”。[70]29日，“茅盾送來《文藝報》第一期稿，我沒有看”。30日，“晨，被茅盾吵醒，又是《文藝報》的編輯問題”。[71]5月24日，他給田間的信中吐露：“但在我，這‘歷史的隔膜’恐怕要永遠背下去的。這以前，我以為我的一點微弱的努力可以‘聊勝於無’，而且還是別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我滿腔幸福地迎接了今天，所以，對這‘隔膜’我坦然得很，我有勇氣讓別人判定我過去無一是處。……我也並不是不想解除這個‘隔膜’，但難的是沒有這個力氣。兩個月了，總覺得是在大潮邊晃來晃去。所以下了決心辭去了負責編輯《文藝報》這一類的不能‘摸底’的工作。”[72]在周揚他們看來，這簡直就是鬧意見，鬧情緒，甚至是搞對抗。讓我們再回到第一次文代會上，7月9日，“下午，第一團開會，討論國統區報告，說了話”。10日，“上午，自由發言，周揚‘親自’來邀過。下午，文學組開會，丁玲又要我發言。終於推脫了”。[73]11日，“重看國統區報告。李亞群來閑談了一會，對國統區報告不滿。”[74]15日，“上午，被叫去圈全國委員會候選人。……寫對於國統區報告的意見，交出”。[75]19日文代會閉幕。24日上午，文協開會，執行主席艾青指名要胡風“自由發言”，他自稱“講了四五句傷人的話”，其實也沒有什麼，他只是說：“我說不出值得說的話來，浪費了代表們的寶貴時間，就等於謀財害命，所以不敢說什麼。”[76]27日，丁玲夫婦和他喝茶談到11時，“由我談到文代會情況，談到我的態度問題等”。[77]胡風對這次文代會“不滿意”，認為“很混亂”，不是沒有原因的，他說：“先是，我提了兩個作家可以當代表，但被否定了，也沒有向我說明。其次，從開會前幾天到會議進行中的大半時間內，負責的同志們忽然都避開我，見了一個也不打招呼，面對面了頂多只是勉強招呼一下而已。有一次宴會，幾乎每一個熟悉的負責同志都對我避開臉去。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出了什麼大問題。到國統區報告出來后，我知道問題是不簡單了。”[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