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統區文藝報告問題上的分歧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即通常所說的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隆重召開，胡風是99名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但未進入常務主席團17人名單。他在這天的日記中淡然寫道：“上午，開幕式。十二時過散會。有一個農民老大娘致詞。”[51]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言的領導及各界代表共10人，胡風印象特別深的就是這位頭髮花白、身穿月白色斜襟大褂的“農民老大娘”，她是游擊隊交通員、烈士母親、“解放區農民團體”代表李秀真，她不僅在文代會開幕式上致詞，而且成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和胡風一樣是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也都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的委員。胡風在《時間開始了》第二樂章《光榮贊》中，歌頌了這位“子弟兵母親”，詩中的這一段（後來被批判為“牢騷”）說：你好幸福！我和你同坐在會場裏我聽着你的聲音我沒有意思去找你談話，打擾你但我好像懂得你的一生把你想成了“堅強”的化身感受到鬥爭在你身上喚醒了的智慧你搖一搖手說：“像孟姜女我們不要！不要！……”……但不要那些古老情調的靡靡之音不要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不死不活口應心不應的陰陽怪氣更不用說那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謊話擠眉弄眼的肉麻當有趣了……[52]7月4日，茅盾在會上作關於國統區文藝的報告《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其中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他影響下的作者作品：“1944年左右重慶出現了一種強調‘生命力’的思想傾向。這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禁受不住長期的黑暗與苦難生活的表現。”關於文藝上的“主觀”，“不得不歸結到**的《講話》中所提出的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態度等問題”。當天的胡風日記中提到：“上午，由茅盾作國統區報告，還是胡繩、黃葯眠所搞的那一套。”[53]本來胡風也是文代會“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和茅盾一起負責起草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報告，此外參與起草工作的可能還有胡繩、黃葯眠和楊晦。從起草到定稿有近兩個月時間，但自從開過第一次會後胡風就開始“逃會”。籌委會不得不請馮乃超出面做說服工作，接着茅盾又親自登門敦請。6月9日胡風在日記中說：看了楊晦等起草的國統區報告草稿（鉛印的），主要的是對於我的污衊。沙可夫、丁玲來，沙可夫談起報告，我表明了態度，拒絕了出席會議。……康濯、馮乃超來，又談報告問題。[54]6月24日，“茅盾差遣太太來要稿”。[55]或許也與此有關。因為胡風認定報告草稿的基調是對他的“污衊”，所以他拒絕參與文件的修改定稿工作。幾年後，他抱怨道：“原來第一次草稿給我看過，我當時表示有意見。後來要改寫，康濯同志來說，改寫了還要給我看。但實際上並沒有。……這個聽說是以胡繩同志等為中心所改寫的報告，骨子裏幾乎主要是以所謂胡風文藝思想為對象，而且是把問題的本來內容簡單化了甚至歪曲了以後再加以論述的。整個十年來國統區文藝的主要障礙，原來是所謂胡風文藝思想。”[56]其實，文代會報告中對於國統區文藝運動的總體評價以及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態度，早在一年前香港文委創辦《大眾文藝叢刊》時就已經在黨內達到了統一。“黃葯眠說，香港文藝論爭有意義，開始接受**文藝思想。”[57]所謂“香港文藝論爭”就是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因此，無論胡風是否積極地參與國統區報告的起草，是否進行了充分的“解釋說明”，起草委員會也不會認真採納他的意見。茅盾在報告的打印稿後面附帶聲明，這份報告原來決定由“胡風先生和我”共同起草，“胡風先生力辭”，所以就只好由報告人獨自負責了。胡風的女兒曉風說：“這也是讓他為難的事，不知該怎麼寫才好。按自己的看法來寫，勢必要得罪人；如按要求的來寫，吹捧一些名家名人，他又做不來，只好仍是堅辭了。”[58]實際上並不這麼簡單，胡風當時就對一同出席大會的朋友們說過：“報告當然不是他（指茅盾）個人的意見，而是事先擬定好了的，與香港的論調如出一轍。”“他叫我一同簽名，我怎麼能簽這個名呢，這不是自己給自己念緊箍咒么？”[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