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普曼有罪(7)

畢竟，這件萬眾矚目曝光率極高的案子已歷經兩年有餘，而且隨着贖金鈔票的越花越少，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警方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然而，不少人擔心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布魯諾·赫普曼可能會被公正對待並得到公正的裁決嗎？

赫普曼被帶回家中，十幾名警探正在那裏翻箱倒櫃地搜查。安娜流着眼淚問丈夫發生了什麼事，赫普曼安慰她說沒什麼，大概是為了前幾天賭博的事。

辦案人員當時並沒有在赫普曼的家裏抄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但卻從房東太太那裏拿到了赫普曼本月剛交的房租——兩張10美元的贖金鈔票。

在紐約警署的審訊室里，辦案人員對赫普曼進行輪番轟炸，他們常常不允許他睡覺，甚至不給他食物和水。

有一次，赫普曼被連續審訊12小時，還有一次30多個小時。當他的證詞不能授警方以把柄時，警察們便開始揍他。

他們還強迫赫普曼幾小時不停地寫。赫普曼的書寫樣品被送到筆跡鑒定專家阿爾伯特·奧斯波手裏。

第一次奧斯波說，他無法確定這是否和贖金索取信出於同一手筆，於是又要了一些樣品。

奧斯波在凌晨4點打電話告訴諾曼·西瓦可普上校，說他相信贖金索取信不是赫普曼寫的。

而警方的反應是給奧斯波送去更多的赫普曼的筆跡樣品。赫普曼一口咬定他沒有向林勃勒索贖金，更沒有綁架殺害小林迪。

警方給了他一串日期和時間，要他回憶交代當時的行蹤。事隔兩年半，許多記憶都已經開始模糊了，但赫普曼非常肯定地說，有三個日子他記得很清楚。

一是1932年3月1日，星期二，即查理被綁架的那天，他在曼哈頓的夢佳絲蒂公寓從早晨7點一直干到下午5點，下班后坐地鐵到布郎克斯，再開車去安娜工作的麵包房。

安娜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上晚班，赫普曼便去那裏和妻子一起吃過晚飯再回家。

3月1日那天晚上，赫普曼在7點多鐘到達麵包房，夫妻倆9點半左右離開后就直接回家了。

第二天，當赫普曼乘地鐵到夢佳絲蒂公寓上班時，他從報紙上看到了小林迪被綁架的消息。

後來警方從夢佳絲蒂公寓查到了赫普曼那天的工作時間卡，證明他講的是實話。

另一個日子是1932年4月2日，星期六，那天晚上約翰·康頓博士把贖金交給了

“墓地約翰”。赫普曼說，他記得那一天是因為那是他在夢佳絲蒂公寓工作的最後一天，而且他和他的朋友漢斯·克羅賓總是在每月的第一個周六聚在一起演奏樂器。

那天晚上漢斯和往常一樣在赫普曼家玩到半夜。第三個日子是1933年11月26日，一個操德國口音的客人在洛意斯·謝里丹電影院用5美元的贖金金圓券買了一張電影票。

那天剛好是赫普曼的生日，他和安娜請了好些朋友在家裏開派對。辦案人員同時在兩間不同的審訊室里提審漢斯和安娜·赫普曼，他們的供詞相互吻合。

當警方問及赫普曼經常沒有工作，但日子過得似乎並不那麼緊巴時，赫普曼回答說他一直都在做股票並且手氣不錯。

這點後來也得到證實。而且，赫普曼又說，他還和一個朋友埃塞多·費奇，一起倒騰毛皮生意，警察在他家搜出的海豹皮就是他倆共同擁有的。

埃塞多·費奇於1933年12月初回德國過聖誕節，第二年3月29日因患肺結核在那裏去世。

赫普曼甚至向辦案人員承認了他是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但在兩件事情上他卻撒了謊，一是說他不曾有過犯罪記錄，二是否認他還有更多的金圓券。

警方繼續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一名警探注意到車庫牆上有一塊木板似乎與整體格局不太協調，“也講不出為什麼，就是覺得不對勁。”這位警探後來說。

木板被撬開了，裏面藏了兩個小包，一個包里是100張1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另一個包里有83張。

這個新發現使辦案人員興奮不已。他們掀翻了整個車庫，又找到一個盒子，裏面裝有12個小包，共計11930美元，全部都是贖金金圓券！

加上後來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萬美元，佔全部贖金的將近三成。

辦案人員認為，這就叫做

“證據確鑿”了。赫普曼對此又作何解釋呢？他給了一個警方稱之為

“費奇故事”(FischStory）的說法。

“費奇”與英文中的

“魚”(fish)發音接近。FishStory（魚的故事）的原意是講，一個人去釣魚回來總是吹噓他釣的魚有多麼大，但是誰也沒有親眼見到過。

因為美國人釣魚只是為了娛樂，等魚上鉤后又放回到水裏。赫普曼說，埃塞多·費奇赴德國探親之前，曾在他家裏寄放了一些東西，包括一些毛皮、一個箱子和一隻鞋盒。

他們當時把鞋盒放到廚房柜子的最頂上一層，後來就把這事兒給忘了。

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34年8月底下了一場大雨，廚房的屋頂漏水，赫普曼把柜子裏的東西全都搬出來時，才又看見那隻鞋盒。

赫普曼恐怕裏面裝了什麼不能沾水的東西，打開一看，竟是滿滿的一盒美金現鈔。

埃塞多·費奇臨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覺得可以從中取走屬於自己的部分，於是他便開始使用費奇留下的金圓券。

赫普曼說，這件事他從沒對安娜透一絲兒口風，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錢重新包好，藏在了車庫裏。

辦案人員自然是不願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詞。但當時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講這番話時已經被連續逼供近30小時。

口齒不清，神志不清。幹警察的人都知道，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幾乎無人能

“編”出如此不說是天衣無縫也可算說得過去的

“謊言”，何況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開始使用這些鈔票的說法，和1934年9月贖金紙幣在市面上重新出現的事實相吻合。

除了警方，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