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較量【三】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歷來以壓迫蔣介石懲辦抗日軍隊的手段來打壓中**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佔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駐守熱河的**主要是東北軍萬福麟等部，抵抗意識極差。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佔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線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軍、十七軍等部隊雖然奮勇抵抗，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偽“滿洲國”部隊，長城抗戰失利。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鍇、李濟深及其十九路軍組織“中華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與紅軍簽署《抗日停戰協定》，力圖挽救危局，史稱“福建事變”。但由於蔣介石勾結日偽軍對這支革命武裝進行血腥鎮壓，加之當時**領導人奉行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福建事變最終失敗，蔣介石撤銷了十九路軍的番號，十九路軍這支名揚四海的抗日部隊的歷史到此結束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總領事館書記官藏本英明（日籍朝鮮人）因個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殺。領事館揚言“應由中國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撤回僑民發動自衛。”並將上海的日本憲兵派往南京，日艦雲集下關江面。由於領事館的一名從事抗日組織情報收集工作的中國人員詹長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於紫金山一山洞中尋獲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稱“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國駐屯軍聲稱天津親日報刊《滿洲晨報》社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社長鬍思溥被殺，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為，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蔣介石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大親日派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在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情況下，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因應這個事態，1935年10月4日，日本岡田啟介內閣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漢奸殷汝耕設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稱“華北事變”，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