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第51章 戰國時代，地平線上的亞元(1)

本章導讀

過去10年，“中美國”之間的關係靠的是利益捆綁，中國生產，美國享受，中國儲蓄，美國消費，這是美國能夠容忍中國經濟繁榮的前提。未來10年，美國面臨著債務解槓桿、老齡化帶來的消費疲軟、生產率提升瓶頸這三大周期的高度重疊，必然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美國債務驅動型模式的破產，歐洲和日本也同樣不樂觀，發達國家的長期不景氣使得中國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難以持續，中國將被迫進行經濟轉型。國內儲蓄增量的減少和向本國內部的傾斜，會瓦解“中美國”合作的基礎。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利用價值正逐漸縮水。

美國的經濟不振會使其信心變得脆弱，缺乏自信的霸權往往會變得更加敏感和富於攻擊性。如果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美國將充分利用東海與南海問題損耗中國的實力，甚至挑動局部戰爭以削弱中國；如果中國經濟硬着陸，美國將落井下石，趁勢收拾這個最大的潛在對手。“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正是其國家戰略轉變的重大宣詔。

中國經濟繁榮的基礎其實相當脆弱，石油、原材料供應和海上貿易通道基本被美國掌握，高度外向型的經濟模式又嚴重依賴歐美市場，當雙方利益捆綁在一起時，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但是，當中美共同利益基礎削弱時，一切都將成為問題。

在外部環境出現惡化之前，中國應當未雨綢繆，借鑒歐洲經驗，積極推動亞洲經濟共同體，把亞洲潛在的對手轉化為擁有利益共同體的盟友，以亞元的貨幣戰略來整合亞洲的政治經濟資源，同時可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其實，外向型經濟體的貨幣不可能成為主導性的世界貨幣，日元與馬克的經歷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應當主導亞元的進程，以亞元的貨幣槓桿來撬動亞洲的全面合作，最終形成與美元、歐元分庭抗禮的鼎足之勢。

“中美國”的困境

2009年，英國著名金融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貨幣崛起》（TheAs-centofMoney）一書中首創了“中美國”一詞，來形容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的“婚姻”。“中美國”東部地區（中國）的人們在儲蓄，而西部地區的人們去消費。從中國的進口，壓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中國的儲蓄降低了美國的利率，中國的勞動力遏制了美國的工資成本，結果就是“中美國”的經濟一片繁榮。

的確，在這一經濟“婚姻”中，中國得以進入廣闊的美國市場和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市場，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熱潮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市場和品牌的衍生效應，提高了中國社會的整體生產率，成為助推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二級火箭。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獲得了龐大的經濟紅利。作為回報，美國要求中國將這一紅利中的相當部分“分享”給美國，通過購買美債，中國創造的儲蓄迴流到了美國的資本市場，在推高美國資產價值的同時，壓低了美國的利率水平。在寬鬆的貨幣溫床之上，金融創新將資產升值轉化為美國消費者的“提款機”，刺激着美國的經濟繁榮，從而帶來了更多的中國產品需求。

不過，“中美國”的繁榮模式既不牢靠，也不可持續。美國以“市場換儲蓄”的代價，是其經濟整體的負債水平必然不斷攀升，以債務驅動經濟增長的瓶頸在於消費者的收入與負債壓力之間越來越尖銳的矛盾，終將無法維持，導致崩潰。所謂世界經濟的失衡，其本質就是發達國家的債務驅動型經濟模式，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大面積破產。

在過去10年間，華爾街創造了巨大的資產泡沫，1%的超級富豪享受了20%的國民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裏根“新自由主義”啟蒙階段高出了1倍！同時，1%的富人佔有了全社會財富的43%，這是美國立國以來的最嚴重的財富失衡！“佔領華爾街”的運動，挑戰的正是這種不合理的財富分配製度。在財富效應的誘導下，美國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華爾街，美國幾乎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專利申請都呈現20%以上的負增長。同時，美國企業利潤的40%來自金融領域，高技術製造業呈現出長期增速遞減的趨勢。美國獵人對弓箭製造的興趣日益萎縮，而對佔有其他獵人的儲蓄卻越來越痴迷，手段和技巧也不斷推陳出新，花樣繁多。這實際上就是對其他國家通過美元手段進行隱性“徵稅”，美國的麻煩越大，發展中國家的“隱性稅負”就會越重。

危機之後，奧巴馬提出了“岩上之屋”的經濟復興戰略，試圖把美國經濟大廈的基礎，從金融的“流沙”變為實業的“岩石”，回歸製造、回歸創新、回歸出口正是該戰略的核心。“岩上之屋”理念，出自奧巴馬2009年在喬治敦大學的一次演講。在這次精心準備的演講中，奧巴馬引述《聖經》中的比喻說，建在沙子上的房子會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奧巴馬的思路固然不錯，可是調整經濟增長模式意味着重建國家財富的分配製度，金融勢力集團必須將口中的肥肉吐出一部分，在“金權天下”的美國，在華盛頓對華爾街俯首帖耳的現狀下，這有實現的可能嗎？

美國調整經濟模式，不僅需要強大的政治意願和統治精英的共識，作為制度上的保障，還需要有實實在在的現實基礎和經濟資源。而在未來至少10年的時間內，美國將缺乏進行經濟轉型所必備的條件。這一關鍵時期，恰逢美國三個主要經濟周期最不利的交叉重疊。

首先，經濟“解槓桿”的周期至少需要10年，才能有效清除“債務堰塞湖”所帶來的巨大資產災害。從1996年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帶來了美國社會生產率的大躍進，形成了驚人的財富溢出效應，進而刺激了房地產行業的復蘇與繁榮。直到2001年，美國房地產及其下游產業鏈條，基本處於合理增長時期。不過，從2002年開始，為了替換已經熄火的信息技術增長引擎，以及應對“9·11”之後的“反恐戰爭”對經濟資源的強烈需求，美國啟動了刺激房地產泡沫的手段，放鬆貨幣供應，強化金融創新，加快吸取別國儲蓄，以同時獲得大炮和黃油的雙重好處，人為製造出了一個炫目的經濟繁榮景象。

當2007年資產泡沫最終破裂之後，房價下跌幅度高達33%，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烈度，而且在未來5年中，美國房價仍可能繼續下跌10%～25%。資產泡沫的破裂，導致美國金融系統損失慘重，銀行的表內表外資產、股票債券大宗商品市場、金融衍生品交易一片哀鴻，養老醫療保險基金、個人投資及退休賬戶中的價值灰飛煙滅，金融體系總損失規模達到了驚人的9萬億美元！

20世紀80年代末的美國房地產泡沫，從破裂到走出低谷用了六七年的時間，而2007年的房地產泡沫破裂，無論從規模、幅度、烈度，還是危害面、損失量、持久性方面，都遠遠超過20世紀90年代初的房地產危機。這一次，美國走出資產價格低谷的時間不會少於10年，金融體系徹底清除壞賬和問題資產的過程將漫長而痛苦。

美聯儲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無非是試圖進行“資產再通脹”，幫助金融體系沖銷資產毒垃圾，這些有害資產的一部分，被美債持有人所吸納，從而流向了海外，其他部分則被美國經濟自身所承受，表現為政府赤字激增、失業痛苦長期化、消費需求持續疲軟、經濟復蘇脆弱等現象。資產毒垃圾無論以何種形式體現出來，化解和排毒都需要漫長的過程。

消除“債務堰塞湖”對經濟產生的巨大壓力的過程，被稱為“解槓桿”。從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經驗來看，1933年總負債與GDP之間高達299.8%的懸殊比值，被證明是一個經濟體無法承受的崩潰“水位”，不削減負債水平，經濟引擎將難以重新啟動。美國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在二戰後才將總負債與GDP的比值降到了120%～150%的安全區域。2008年美國負債再度超過危機警戒線（358.2%），這是近80年以來美國最嚴重的負債比例！

美國的救市方法採用的是一種錯誤的思路，它不但沒有將危險的負債比例降下來，反而使國債的規模飆升到與GDP大致相當的水平，“債務堰塞湖”的水位其實比危機前更高了。如果總負債不大幅降到GDP的150%的安全線之下，美國經濟就無法正常和可持續地運轉。不經過至少10年的“解槓桿”痛苦，美國的總負債水位將難以退到安全的經濟運行區域。

第二，美國人口的年齡結構預示着未來超過10年的消費萎縮周期。以20世紀60年代初為中位點的7700萬“嬰兒潮”人口，已經邁入消費萎縮的年齡階段（47歲為消費頂點）。

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從來沒有儲蓄的習慣，他們人生的前半段正好趕上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霸權帝國，他們普遍存在着對未來超級樂觀的心態，鋪張和揮霍成為生活的常態，肆意和放縱是他們的世代特徵。他們沒有父輩灰暗的大蕭條記憶，也沒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洗禮，一切都是那麼順利，一切都是那麼輝煌。

當20世紀60年代初出生的“嬰兒潮”世代，經過了47年的奢侈生活，來到了金融海嘯的爆發時刻，此時，正值他們從消費最旺盛的年齡開始逐步走下坡路的拐點，經濟繁榮突然消失，失業狂潮席捲而來。他們發現自己投在股票市場中的退休金出現嚴重虧損，而由於常年大手大腳地揮霍，銀行賬戶的存款從來就是“薄如蟬翼”，同時，放縱的生活習慣和肆意的超前消費，使得他們早已負債纍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的消費將從正常衰老的消費曲線上陡然下滑，以應對未來殘酷的經濟寒流。

2009年正好處在人口消費曲線上的懸崖邊緣，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費大瀑布”了，然後就是一個劇烈下滑的消費周期，其持續時間直抵2024年。這將是一個長達14年的消費下滑周期。在高度負債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市場將陷入一個漫長的冰河期！

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對於一個衰老的世代都不會發生明顯的作用，畢竟這些政策無法使人返老還童。鼓勵老年人去大膽借錢消費並不現實，消費的逐年萎縮將使目前看起來鮮亮的經濟復蘇“綠芽”失去肥沃的信貸土壤。畢竟消費拉動着美國72%的經濟增長！

更為嚴重的是，歐洲的人口周期與美國一致，歐美兩大經濟板塊將同時陷入長期消費冰河期。這對於所有以歐美市場為主要出口對象、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新興市場國家，將是一場空前的經濟生態環境的災變。

第三，生產率新的革命同樣需要時間和技術積累。在1889—2000年的111年間，美國經歷了三次生產率高漲的時段，第一次是1917—1927年，生產率增長為3.8%；第二次是1948—1973年，生產率增長為2.8%；第三次是1995—2000年，生產率增長為2.4%。三次生產率爆發的間隔，大致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這種技術集中突破的周期與人口周期相吻合的規律並非偶然，如果一個人的消費力與年齡相關的話，那麼他的創造力同樣如此。

一般而言，一個社會中最具創造力的人口比例是相對固定的，教育程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了創新天才們的起點，而並不能改變他們在總人口之中的比例。一個人最具創造力的年齡在25～40歲之間，平均而言應該是在30出頭的年紀，此時，他們的經驗、智力、精力均達到一生中的頂點。“嬰兒潮”世代的出生中位點在20世紀60年代初，而他們之中的創新天才們在90年代初達到了最具爆發力的年齡階段，到2011年，他們已經接近50歲了，創新能力必然大幅下降。而下一個世代的出生中位點在1990年前後，他們有可能帶來新的生產率革命的時間在2020～2025年之間。

如果把經濟解槓桿、人口消費和生產率突破這三大周期加以綜合考慮，可以看出美國下一波真正的繁榮周期應當在2020年之後才會發生，2024年將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不過，在此之前，美國經濟將出現“失去的十年”。這十年也將是中國在21世紀前半葉趕超發達國家的最佳時間段。之後，中國老齡化的問題將迅速凸顯。

所謂“中國崛起”，其實是有時間窗口的，就如同發射火箭，錯過發射的最佳“時間窗口”，只能等待下一次機會的來臨。而中國的下一次“崛起窗口”，恐怕要到21世紀的下半葉了。

歷史留給中國崛起的時間相當吝嗇，如果不能趁歐美實力下滑的10～15年內迅速實現經濟起飛，從而擺脫“西方引力”，達到“第三宇宙速度”，那麼2025年之後，中國將再度落回到歐美主導下的世界經濟軌道。中國的強國之夢將不得不再等待30～50年！

2012之後的危險10年

未來10年，將是大國格局發生深遠變化的10年，也是充滿危險和挑戰的10年。“中美國”在過去30年裏由於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所建立起來的合作基礎，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美國的經濟在債務解槓桿的痛苦過程中，還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沉重負擔，而生產率的停滯卻難以產生新的財源。因此，美國經濟的大趨勢將是經濟脆弱、債務沉重、就業不振、消費萎靡、財政惡化和赤字高企，歐洲和日本的情況也大體相同。沒有生產率的提高，就不會形成足夠的儲蓄增量，也不可能刺激真實和可持續的消費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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