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第50章 亢龍不悔，中國模式0的升級(6)

正常的房地產發展有利於全社會的生活品質改善，帶來了經濟的健康成長，促進了社會消費，擴大了國內市場規模，應該受到鼓勵。但是，畸形的房地產繁榮絕非中國之福。

2001年“9·11”以後，美國信息技術革命被資本過度投機所斷送，生產率爆發的進程戛然終止。在缺乏新技術突破的困境中，美國走上了以刺激房地產繁榮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資產泡沫型”模式。過度的信用擴張和金融創新，最終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的房地產畸形繁榮，引發了20年的經濟停滯，亞洲四小龍的房地產泡沫受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嚴厲懲罰。前車之鑒歷歷在目，擠壓房地產泡沫的手不能軟下來！

對於房地產泡沫破裂將引發中國金融危機的西方“高論”，其實不必過慮。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是債務違約所造成的流動性枯竭，進而摧毀了金融機構的資產所引發的鏈式反應。注入足夠的流動性，救助金融機構，制止違約蔓延並不難，美國已經做到，歐洲正在準備做。難是難在高負債的長期存在，壓制了消費者信用擴張的願望和能力。沒有信用擴張就不會有經濟復蘇的持久動力，也就難以產生就業與生產的良性循環。而政府無權強行調整社會中的債務債權關係，這是問題的癥結！

在美國“金權天下”的制度下，華盛頓執行的是華爾街的政策，而債權對於銀行而言就是最核心的資產。所以債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美國政府用了最不合理，也是最浪費的方式去拯救金融危機。銀行壞賬的根源是貸款人不堪債務重負而發生違約所造成，本來最簡單和效率最高的方式應該是，美國政府用救援資金直接沖銷壞賬，債務債權關係一筆勾銷，這樣一來，沒有負債壓力的消費者將能夠輕裝上陣，經濟復蘇很快就能重上軌道。但銀行家不同意，減免消費者的負債，銀行還怎麼賺錢？銀行家堅持拿政府的錢來充實銀行的資本金，讓負債沉重的消費者們繼續做債務的奴隸，甚至債務負擔更重，還不上就讓政府用財政持續貼補，兩房就是明顯的例子。結果是，政府的錢補了銀行的虧損窟窿，負債人繼續承受高負債的壓力，還不上時政府進行補貼，而政府的錢全部來自於透支未來的國債，國債飆升的壓力最終還是由納稅人承受。經濟體的總負債與GDP的比例非但沒有下降，反而越來越高。消費者在更大的債務負擔之下，喪失了擴大消費的能力，經濟復蘇陷入泥潭，就業復蘇則希望渺茫。

中國與西方的根本區別在於債務債權關係可以由政府強制重新調整。早在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由於農民負債沉重，經濟發展凋敝。紅軍提出的政策是“工人農民該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當農民債務的沉重枷鎖被解除之後，根據地的經濟很快就繁榮起來。

廢除債務債權關係意味着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這事實上就是一場社會革命！西方社會的統治基石就是金融集團的利益，改變債務債權關係，等於“革他們的命”，當然是行不通的。

在中國，由於政府是社會權力的中心，在危急時刻，一切皆可變！包括債務債權關係，可以隨時調整，從而使西方的金融危機在中國難以出現。而這種制度上的差異，卻很難被西方學者所理解。如果房地產泡沫破裂，政府可以直接抄底收購房產，再廉價租給低收入人群，不僅可以為資產價格築底，而且還省去建設大批廉租房的成本。隨着經濟的恢復，房地產價格將健康復蘇，銀行體系的壞賬會大大緩解。

擺脫美元，人民幣需要“刮骨療毒”

1922年熱那亞會議上，英格蘭銀行行長諾曼發明的“外匯儲備”概念，一直是個令人生疑且效果失敗的貨幣制度。英國人在一戰後缺乏黃金，因此想出了這個貨幣“水變油”的伎倆，提出英鎊和美元一起作為各國央行的貨幣儲備，支撐各國貨幣發行，這就是金匯兌本位制的實質。各國貨幣與英鎊、美元這兩種核心貨幣掛鈎，核心貨幣再承諾自由兌換黃金。這一貨幣制度造成了20世紀20年代世界流動性泛濫，最終以30年代大蕭條收場。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將這一制度進行了全球版升級，核心貨幣變成了美元，美元儲備成為各國貨幣的基石，結果導致了1971年全球貨幣體系崩潰。

1971年美債帝國誕生后，特別是1979年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採用貨幣“化療”鞏固了美元霸主地位之後，美元儲備再次大行其道，直到歐元誕生。

實際上，以主權國家貨幣及其背後資產國債作為世界各國貨幣發行基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內在邏輯矛盾，這就是當年著名的“特里芬難題”，這一矛盾如今仍然適用。從邏輯上分析，美元體系遲早會再度崩潰，而以美元和美債作為外匯儲備核心資產的國家將無一倖免。這只是個時間早晚問題，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

既然明確知道這一點，再將美元儲備作為人民幣的發行基礎，就違反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原則。持有美債，無異於將國內儲蓄輸出，壓制國內市場規模的擴大。持有美元，也就是間接持有美元背後的美國國債，同樣相當於為美國赤字提供融資。

可這些美元到底能買什麼東西呢？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突然發現手中拿着大量過剩的美元，其實除了美國國債之外，其他好東西啥都買不到。這時，中國是不是該反問一下，這種出口創匯還有意義嗎？美元資產的真實購買力每年都在貶值，這不相當於把出口商品的一部分直接倒進了太平洋嗎？為了就業，中國消耗了資源、能源、人力和物力，難道就是為了把產品一批批地倒進大海嗎？能不能幹點有意義的事呢？有人認為中國必須持續購買美國國債，否則現在持有的美國國債資產就會縮水。這個邏輯也有問題，如果你持有一家虧損公司的股票，而且你知道它未來還會虧下去，你會選擇繼續瘋狂購買來維持股價嗎？除非你準備拉高出貨！可最不幸的是，你突然發現其實自己就是那個最大、最後和最笨的接棒者了。

人民幣基礎貨幣供應在歷史上曾有四種渠道：再貸款、再貼現、財政透支和外匯占款。1994年以前，再貸款是人民幣的主要投放方式，1983—1993年占基礎貨幣投放的70%～90%。在這段時間內，人民幣與本國經濟發展的相關度很高，因為再貸款是國內金融機構從中央銀行拿到的貸款，這些貸款投向了國內的經濟循環。1994年匯率並軌后，人民幣發行機制逐漸變異，外匯占款比重越來越高，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抵押品日益依賴外匯儲備，人民幣發行的獨立性逐漸遭到削弱。

人民幣的發行越來越與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無關，而與外國貨幣，特別是外國政府的信用捆綁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依靠國內市場變成依賴國際市場。獨立自主的人民幣曾是中國金融元老們定下的根本原則，20世紀50年代陳雲就提出人民幣既不與美元、英鎊和黃金掛鈎，也不與蘇聯的盧布掛鈎，因為老一輩的人曾目睹了蔣介石的法幣與英鎊、美元掛鈎后，貨幣主權旁落，金融高邊疆淪喪，國家經濟日益殖民化的嚴重後果。

縱觀貨幣史，任何大國的貨幣崛起，都是以本國的財富作為貨幣儲備，為本國的經濟或本國主導下的世界經濟循環提供信用的血液。大英帝國主宰世界時，是以黃金為貨幣儲備；美元橫行天下時，是以美國國債為貨幣本位；歐元橫空出世后，是以歐洲國債為發行基礎；人民幣未來縱橫江湖時，豈能在美債的卵翼之下搏擊長空？

外匯儲備，是貨幣邊緣國家被核心貨幣強權統治的標誌，而絕非貨幣獨立自主的象徵，它不代表貨幣的強大，而僅僅體現出貨幣依附性的深重。

外匯占款問題，不是一個技術細節，而是中國貨幣戰略方向的抉擇。

為使人民幣重新取得貨幣發行的主導權，使國內信用創造服務於本國經濟循環，必須切斷外匯進入央行的通道。具體做法是：建立“外匯平準基金”，由它出面以國家信用發行特種“外匯公債”，募集人民幣資金，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上，替代中央銀行扮演外匯“最後購買人”的角色，阻斷外匯流入央行的通道，杜絕僅僅為了收購外匯而大幅增加的基礎貨幣投放。同時，這種“外匯公債”還可以大大豐富債券市場的品種和為保險公司、銀行、基金等投資機構提供新的投資選擇。

“外匯平準基金”的主要職責包括：對匯率市場實施干預，實現人民幣的匯率穩定；作為外匯最大的集散地，對需求外匯的機構進行放貸，只要放貸收益超過發行“外匯公債”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並不直接進行外匯投資，這個工作可以外包給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匯投資公司，它只是以放貸人的身份與外匯投資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於央行已經存在的外匯儲備，可以分批以資產置換的方式逐步解決。例如，農村第二次工業化所需要籌集大規模的建設資金，可以用國家信用發行超長期的特種“農業債”，以此置換外匯資產，將人民幣與國內經濟轉型緊密聯繫起來。同理，為解決就業問題所發行的“創造就業匯票”，為發展技術創新的“國家創新債”，為改善中國城市鄉村的看病難就醫難的“醫療保健公債”，為解決住房難的“廉租房公債”，為保證經濟增長原材料來源的“國家資源儲備公債”等新的債券品種，都可以用來分批置換央行的外匯資產。這樣，人民幣將真正成為“人民的貨幣”，“為人民服務”，為中國的經濟服務。

只有徹底擺脫美元的困境，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化才會有紮實可靠的經濟基礎，才能最終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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