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第52章 戰國時代，地平線上的亞元(2)

擺在美國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進行經濟轉型，重建“岩上之屋”，但困難在於政治上的阻力和經濟上的乏力，這一戰略不僅實施難，而且見效慢；二是重新啟動資產膨脹引擎，恢復過去30年債務驅動的繁榮模式。這樣不僅政治阻力小，而且經濟所承受的痛苦將由其他國家進行分攤。

毫無疑問，第二條道路更符合美國“金權天下”的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美國的必然選擇。不過，這裏面存在着一個問題，那就是資產膨脹和債務泡沫都已經走到了盡頭，美國消費者再也無力支撐更大的債務壓力了。

這就是美國統治精英的美好理想與殘酷現實之間存在的必然矛盾。要實現“資產再通脹”，就必須以更大的強度來“抽取”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儲蓄。中國持續出口國內儲蓄是美國願意容忍中國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中美國”婚姻的基礎。但是，這就形成了一個邏輯上的死循環，中國創造國內儲蓄的主要動力源於美國的消費，而美國的消費又依賴中國的儲蓄，在美國資產膨脹無法持續下去的情況下，“中美國”的利益共同體也就走到了盡頭。

中國要實現經濟模式的轉型，必須也必然要將國民經濟的主要資源從向海外傾斜轉向國內市場，中國的商品和儲蓄出口導向也必將隨之而變。中國國內市場的擴張勢必伴隨着出口依賴的減弱和對美國國債需求的萎縮，這將嚴重威脅美債帝國的戰略利益。儘管中國市場的繁榮能夠刺激美國的出口，但是相對於美國的經濟規模，這一刺激畢竟太小了。

歐元區的誕生已經將美元流通逐步擠出了歐洲大陸，大大壓縮了美元帝國的版圖，海外流通的美元面臨著日益過剩的趨勢，這正是2000年以來世界範圍的大宗商品和石油價格暴漲的根源。美債在國際上需求不足，迫使美聯儲逐漸變成了國債的最大買主。如果中國削弱美債的購買，美國的金融生態環境將更加惡化。

當7700萬的“嬰兒潮”世代在未來10年中陸續退休時，美國的社保和醫保體系將面臨不可避免的塌方。僅在這兩個領域中，美國政府所承諾的福利保障就形成了100萬億美元的超級“隱性負債”。沉重的醫療社保開支將對美國的財政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未來10年的巨額財政赤字無可避免。到2020年，按最樂觀的估計，美國國債的規模也會輕鬆突破23萬億美元。如果美國經濟復蘇不如政府估計的那樣樂觀，這個數字只會更加龐大。

未來10年，美國需要驚人的資金來彌補財政的虧空，這一需求將遠超過各國出口儲蓄的極限！

美國經濟困境的核心就是儲蓄匱乏，當沒有足夠的真實儲蓄供應，美聯儲只能開動印鈔機來製造貨幣財富的幻覺，其後果就是美元購買力的持續貶值，以及美元信用的不斷瓦解。這是一個自我加速的惡化過程，美國越是缺乏儲蓄就越需要印鈔票，而日益泛濫的鈔票又會加速資本逃離美元資產，導致美國喪失吸引別國儲蓄的能力。

美國還能出現另一個沃爾克，以高利率和高匯率來拯救美元嗎？答案是否定的。20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最大的儲蓄國之一，能夠承受超高利率和匯率的短期劇烈震蕩。但未來10年的美國，在超級負債的壓力之下，高利率和高匯率政策所發射的“經濟魚雷”，會首先擊沉美國經濟自身，這無異於經濟自殺！

一切將重新回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貨幣大混亂的狀況，而問題的根源都一樣，那就是美國國債本位制所形成的世界貨幣大廈的根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世界最終會認識到，當今的世界貨幣體系，其實並沒有擺脫“特里芬難題”的魔咒。

美國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作為儲備和貿易貨幣，同時供應美國國債作為世界貨幣體系的儲備資產，這與當年美元與黃金資產不匹配所造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邏輯一樣，美元與美債資產同樣存在着不匹配的內在問題，這就是美元和美債無限擴張的需求與美國財政稅收只能有限增長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世界經濟和貿易要持續增長，就必須要求美國供應更多的美元，而美元背後的核心資產是美債，因而美債必須不斷增加。但是，美元是美國的貨幣，美債是美國政府的負債，美債增長受制於美國政府財政稅收的增長，當美債規模達到財政稅收所能支撐的極限時，整個世界的貨幣體系將面臨崩潰。

美債的極限在哪裏呢？這就是償還美債的利息支付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不能超過臨界點！

正如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帝國的衰落》一文中指出的那樣，歷史經驗表明，當一國財政收入中的20%用於國債利息支付時，國家將面臨嚴重危機，惡性通貨膨脹不可避免。當這一比例超過50%后，帝國將陷於崩潰的邊緣。

西班牙在1557—1696年之間，沉重的債務負擔導致14次國債違約，結果是西班牙帝國走向衰落；法國在1788年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前夕，62%的財政收入用於支付國債本息，結果王朝崩潰；奧斯曼帝國在1875年時，50%的政府財政收入支付國債本息，結果帝國瀕臨解體；1939年二戰前夕的大英帝國，44%的財政收入支付國債本息，結果無法應對納粹德國的挑戰。

美國也將面臨國債利息支出不可避免地突破臨界值的危機。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2011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稅收的9%，2020年達到20%，2030年突破36%，2040年將直逼58%！

任何一個國家的財政稅收中，如果僅僅是國債利息的支付就拿走了一大半，那麼該國還能存在着主權信用嗎？國會的估計只是最樂觀的推算，因為美國採取了超低利率政策，由美聯儲直接出面購買國債，才將10年期國債利率人為壓低到2%左右。如果按照過去30年來美國國債5.7%的平均收益率計算，美元和世界貨幣體系的總危機爆發，將可能出現在2020～2030年之間。

可以說，在未來十幾年中，中國將面對空前的機遇和危險。一個信心脆弱的人，往往會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敏感和攻擊性；同樣，一個實力和信心正在下降的世界霸權國家，也將更加危險。美國重回亞洲的政策，不僅僅是一種口頭上的宣示，更可能是國家戰略的重大調整。在未來中國的經濟轉型中，如果中國獲得了成功，並繼續將國內儲蓄“貢獻”給美國，美國則可能對中國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在糾結的心態中包容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如果中國拒絕大規模購買美債，美國將無法繼續“坐視”中國的成功。中國周邊的爭端會越來越具有爆炸性的危險，甚至中國將被迫捲入一場或幾場局部戰爭，從而把沒有硝煙的“貨幣戰爭”升級為硝煙瀰漫的“貨幣戰爭”！

誰能拯救歐元？

如果說美國的問題在於經濟，那麼歐洲的問題則在於政治。

作為歐盟的勢力軸心，德國和法國存在着根本性的理念差異。在政治上，法國始終希望能夠當歐盟的“駕車人”，而讓德國繼續做拉動歐盟經濟的“馬”。在戰後的半個世紀中，德國在二戰負罪的心理壓力之下，勤勤懇懇地表現出“馬”一般的低調和任勞任怨，不過，這絕非德意志民族的天性。隨着德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牢牢地控制了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德國逐漸擺脫了戰爭的陰影，開始把“駕車人”的韁繩越來越緊地抓在了自己手中。法國在政治上的優勢已日漸受到貨幣大權旁落的瓦解，沒有歐洲央行的支持，法國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無法發力。為了平衡權力的天平，法國時任總統薩科齊力促將“歐元集團”升格為“歐洲統一財政部”，試圖以此來制約德國主導下的歐洲央行的勢力，但效果還有待觀察。

盧森堡首相容克對“歐元集團”是這樣表態的：“我相信，歐元集團能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時，又不嚴重製約歐洲央行……為貨幣政策和歐洲央行爭論實在是浪費時間。法國未能成功地推行他們的想法。薩科齊總統建議對歐洲央行實施更嚴格的政治控制，可歐洲的財政部長中沒有人支持他，即使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也許認同這個觀點，也會因為德國人堅決的立場而不了了之。”

在經濟上，德國是典型的“弓箭製造”決勝論者，堅信財富的根源在於生產創造，而法國則更注重財富的合理分配。用法國金融領域幕後大佬讓·佩爾利瓦德（JeanPeyrelevade）的話說就是，“德國民眾意識到，工業產出有一個健康的結構，對經濟增長和購買力的提升至關重要。但在法國，支持提高生產能力的做法並不受歡迎。德國企業的利潤率要比法國高20%。薩科齊所推崇的政策反映出他的一貫觀點，即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通過收入分配和削減個人稅負，來提高人們的購買力。薩科齊篤信自己的政策，但他將鑄成大錯”。

薩科齊沒有意識到生產率的提升才是一切財富創造的本源，收入分配只能在更高的生產力之下才會發揮作用，做大蛋糕比均分蛋糕更優先。法國人享受生活的心態固然讓人羨慕，但德國人勤勞工作的選擇卻更值得敬佩。法國在歐盟與德國爭奪主導權的鬥爭註定會失敗，正如英國前首相戴卓爾早就指出的那樣，法國不過是在為德國做嫁衣裳，最終將一個完整的歐洲交到德國人的手中。對此，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並不諱言：“如果法國的政治目標是將歐元的創立當作削弱德國實力的計劃的一部分，進而降低我們（德國）所謂的經濟主導性，那麼結果會恰恰相反。德國競爭力的增加意味着德國更強大，而不是實力被削弱。可以說，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也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是歐洲之中實力最強的經濟體。”

主權國家之間的權力博弈只是歐盟和歐元故事中的一條明線，在表面的政治經濟鬥爭的舞台背後，共同推進“歐洲合眾國”進程的導演們卻始終在設計着一條劇情的暗線。“歐洲統一財政部”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為了制約歐洲央行和德國人的勢力，這樣會激發更多歐盟國家的老百姓產生對德國的擔心，弱化他們對“歐洲統一財政部”的抗拒心理，進而在一片“忽悠”聲中，乖乖地將本國的財政預算和稅收政策主權拱手讓給超主權的歐盟。政治家們也許是在演戲，而且相當投入，以至於他們常常忘卻自己是在戲中還是戲外。

其實，“歐洲合眾國”的策劃者們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在他們推進歐洲貨幣聯盟的過程中，聯盟並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經濟水平越接近越好。在起步階段時期，歐元國家應僅限德、法、荷、盧四國，首先完成內部的經濟整合，再推出統一財政部。由於聯盟規模小，而經濟發展程度相似，溝通成本相對較低，可實現度較高。如果一切運行良好，規矩已經成熟，再將意大利、比利時納入，這兩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較大，起碼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消化。之後，才能考慮進一步擴張。結果，現在歐元區搞成了大雜燴，良莠不齊，意見不一，德國將耗費大量寶貴的時間去進行協調，而時間是有成本的！要想真正把歐元區做強，該舍則舍，當棄就棄。不懂取捨之道，只能是自取其亂。

正如“中美國”出現的東部人民（中國）負責生產而西部人民（美國）負責消費的現象一樣，歐盟也出現了“南北歐”問題，北部歐盟以德國、荷蘭為首的國家進行生產創造，而南部歐盟以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為代表的國家進行消費。南部歐盟所出現的問題與美國一樣，都是以資產泡沫來帶動經濟繁榮，走上了債務驅動經濟的不歸路。它們利用加入歐元區所獲得的低利率和低通脹環境，大力刺激房地產泡沫，以資產升值帶動消費繁榮。在歐元區誕生的頭一個10年裏，西班牙經濟平均增長了3.6%，希臘為4%，愛爾蘭達到6%，遠高於北部歐盟。資產價格的上漲必然伴隨着負債的擴張，消費的繁榮並非源於生產率的提升，而僅僅是資產膨脹的刺激。它們的消費需求拉動了德國在2004—2008年之間的經濟擴張。結果，在歐盟內部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失衡，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等國的貿易和財政赤字嚴重惡化，而德國、荷蘭等國卻積累了巨大的貿易盈餘。

當2008年資產泡沫在全世界出現普遍崩潰時，南部歐盟的債務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宣告破產。繁榮大潮消退之後，留下的則是滿目瘡痍、無法償還的債務殘骸。在資產泡沫和消費狂潮時代，這些國家紛紛選擇了放棄實業，購買優質價廉的北部歐盟國家的工業消費品，從而削弱甚至永久喪失了相當規模的“弓箭製造”能力。債台高築、經濟萎縮、失業嚴重、稅收枯竭、財政破產，正是對錯誤經濟增長模式的全面清算。

關鍵的問題是，誰該出面拯救南部歐盟國家呢？全歐洲都眼巴巴地看着荷包鼓鼓的德國，希望德國將出口創造的國內儲蓄“貢獻”出來，幫助大家渡過難關。精明的德國人決不會輕易拿出自己的儲蓄去拯救別人。

回顧歐盟50多年的發展歷史，德國從來就是一個非常“拎得清”的國家，對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守得嚴嚴實實。德國人拯救別國的基本前提就是，其他國家必須首先耗盡它們所有的金融資源，德國從來不會傻救其他國家！英國和法國曾屢次試圖從德國身上“揩油”，每次都在碰壁之後無功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