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第46章 亢龍不悔，中國模式0的升級(2)

“游擊隊”取勝的主要法寶在於“戰略戰術靈活”。在戰略上，“游擊隊”進入的領域都是投資少、見效快、回報率高、有一定資源優勢、產品市場需求旺盛的行業。在戰術上，“游擊隊”的經營管理表現出很大的靈活性、實用性和高效率，經營者能夠根據市場及時作出各種決策。企業內部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也是根據實際需要而定，沒有人員編製約束和招工指標的限制，幹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臨時工和聘用工，非生產性人員少而精。職工幹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業可以選擇職工，職工也可以選擇企業。在分配製度方面，工資一般都由企業自己確定，多數與生產和效益掛鈎，工資水平按貢獻大小並隨企業盈利狀況而浮動，報酬能高能低，職工收入拉開了檔次，多勞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調動了職工積極性。更為重要的是，“游擊隊”依託着本鄉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資源充足，勞動力成本低廉，與當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體，形成了穩固的“根據地”，進可攻，退可守，迴旋餘地大。

1980—1996年的大約16年中，農村工業化創造了規模驚人的1.3億個工作機會，佔到農業就業的1/3，農業富餘勞動力的一半，實現出口6008億元，總產值高達1.8萬億元！在1980—1988年間，全國輕工業產品市場供給能力增加的份額中，鄉鎮企業的貢獻佔32%，1988年主要消費品產量中，鄉鎮企業提供的電風扇佔全國的45.5%，絲織品佔68.7%，尼絨佔52.1%。到1997年，鄉鎮企業繳納稅金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7.7%，佔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8%。凡是農村工業化發達的地區，也是地方財政收入較好的地方。除了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外，鄉鎮企業也承擔起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重任，從資金上支持當地農業的發展。1978年至1997年鄉鎮企業以工建農、補農累計736.6億元，農村工業化對農業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農村工業化的高速發展階段，農民收入中約1/3來源於鄉鎮企業。在這個階段中，農民收入幾乎每5年翻一番，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度最高曾超過50%，一度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可以說，從20世紀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農村工業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量，農村的富裕和新增購買力，為城市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以家用電器和日用消費品為中心，爆發了一場持續10餘年的消費革命。與人們的感覺相反，不是城市繁榮帶動了農村，而是上億農民通過一種獨特的模式，加入了工業化的洪流，他們通過更高的生產率創造出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當農村以這筆驚人的新增“儲蓄”與城市進行交換時，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產品、更好的服務、更多的生產資料、更先進的基礎設施、更快的能源與電力增長來滿足這種需求。農村工業化的成功，遠遠超出了計劃經濟者的預期。

與此同時，城市的工業化也在發生痛苦而劇烈的嬗變，國有企業的改革正在日趨深入。經過1989—1991年短暫的調整階段后，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再度點燃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激情，這一次，市場經濟全面取代了計劃經濟，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現代企業制度的推進，加速了城市工業化的步伐，資本市場的崛起，開始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金融燃料”。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遭遇了暫時的逆風。

此時，農村工業化一級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經逐漸耗盡了燃料。當短缺經濟成為過去，當國際競爭開始在中國進行強大的滲透時，農村工業化的弱點日漸暴露，企業在規模、技術、資金、人才、信息、渠道、體制等方面的困難，變得越來越缺少迴旋餘地。“游擊戰”的經驗已經過去，無邊界的資本、技術、信息的“立體戰”時代開始來臨。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農村工業化的生產率的提高已達極限，農民新增的可用於與城市交換的“儲蓄”已開始萎縮，而城市生產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極限。在雙方無法實現更大規模的交換時，中國的消費市場開始快速冷卻，企業利潤出現萎縮。商品交易的疲軟，導致了貨幣供應的疲軟。此時，金融交易還遠未成為貨幣供應的主要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通貨緊縮與經濟蕭條的濃霧，開始瀰漫在中國經濟的上空，亞洲經濟危機無疑惡化了中國周邊的貿易條件，使問題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國零售物價總指數開始了連續27個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則從1998年3月起持續下降22個月。人們通常抱怨的通貨緊縮，其實質並不是一個貨幣問題，也無法通過貨幣擴張加以解決。通貨緊縮的根源在於社會生產率增長的停滯。在中國，它與農村工業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滯幾乎同步。

歸根結底，中國工業化的整體生產率，在沒有外部再次強大的技術擴散刺激的條件下，將不會產生本質性的突破。

當時，中國居民儲蓄已高達5萬億元，有人提出將這些儲蓄花出去買房，經濟復蘇即可出現。這就是用房地產的商品化，來實現以房子換儲蓄，從而拉動房地產的龐大產業鏈，促進經濟增長。這實際上是將住房貨幣化，在鼓勵按揭抵押貸款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創造，以貨幣增量來刺激經濟產出，同時抵消通貨緊縮的效應。如果分析一下這一政策與20世紀80年代初，政府通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來釋放貨幣，以刺激農民消費力的效果，人們會發現當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經意間形成了兩個收益：一是農民收入提高，導致了糧食增產，當農民以此與城市交換時，既解決了輕工業的原料供應，又刺激了消費產品的需求；二是農村初步形成了資本積累，從而掀起了一場預料之外的農村工業化大潮，在此後十餘年中方興未艾，1.3億人口加入了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大軍，大量財富創造又反過來刺激城市經濟的繁榮。而房地產貨幣化，雖然能夠起到對相關行業的拉動作用，緩解經濟下滑的危險，但還不能突破整個社會生產率進一步提升的瓶頸。

真正對社會生產率帶來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過於1999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二級火箭——全球化

直到1999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頭20年裏，工業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國內市場的狹窄空間裏。說國內市場狹窄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的低下，無法創造出足夠的財富來形成龐大的國內市場交換。

加入WTO之後，中國一下子進入了一個幾乎無邊無際的世界市場空間。正如戰後的日本，狹窄的國內市場無法進一步提升工業的生產效率，而一旦面向廣闊的國際市場，日本企業的生產規模開始迅猛擴張，而生產成本則直線下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入世之後，中國也開始經歷類似的生產率的突變。

2000年以來，世界500強公司的大部分都進入了中國，當今世界的幾乎所有著名品牌都在中國開工生產，這是一次難得的技術擴散機遇。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華的156項大型工程，為中國工業化的起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上萬名蘇聯專家手把手的幫助下，中國才第一次搞明白現代工業是怎麼一回事，工業化社會應該如何運轉。成千上萬的技術專利被近乎無償地轉移給中國，無數技術難題在全套詳盡的圖紙和蘇聯專家的經驗傳遞中，被中國技術人員逐一攻克。不過，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恐怕一百年才能碰上一次。

無論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有着自己怎樣的打算，它們必然要大量僱用中國員工，這相當於中國利用跨國公司的技術資本投入，為國內的科技人員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術的機會。這些年輕的科研人員在工作中學習了大量先進的技術，哪怕不是最核心的研究，依然能夠了解到什麼是當今的技術前沿，如何進行科學規範的實驗，怎樣使用先進的儀器和工具，如何書寫標準的研究報告，怎樣檢索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各研究部門應該如何協調等基本功。他們不會永遠在跨國公司工作，當他們流出時，這些技術擴散將大面積地滲透到中國的企業中。沒有跨國公司送上門來，中國恐怕沒有機會讓數百萬科研人員受到如此系統和先進的培訓。僅此一點對中國未來的長遠效益，就遠遠超過跨國公司在中國所獲得的短期利潤。

在此之前，中國技術人員與世界先進工業化水平差距已經拉得太大，國有企業也好，民營企業也罷，在科技研發上與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造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企業改革怎樣徹底，公司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突破技術積累的巨大瓶頸。即便是中國最重視技術研發的華為公司，每年堅持將銷售收入的10%用於研發，科研人員超過2.5萬人，每年投入七八十億元經費，經過多年的艱苦奮鬥，至今沒有一項原創性的發明！如果這種情況延續下去，即使中國經濟總規模超過了美國，世界500強里全是中國公司，仍然不能擺脫中國受制於美國的基本格局！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中國發明家在2008年共提出203481項專利申請，僅次於日本（502054項）和美國（400769項）。看似中國的發明在“大躍進”，不過仔細分析下來，卻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國超過95%的國內專利申請由國內知識產權局受理，其中大多數只是打着“創新”的旗號，實際上只是對現有設計進行了微小變化。更具說服力的評判方式應當是獲得中國以外國家的認可，特別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專利局所接受的專利申請和授權。結果2008年中國的20萬專利中，僅有473項專利申請獲得了以上三方專利局的受理或授權，而美國擁有14399項，歐洲有14525項，日本有15446項。2010年，獲得外國專利局受理或授權的中國專利申請數量只佔總數的1%！

中國利用跨國公司來培養技術人才，有點像杜鵑鳥借窩下蛋的模式，這如同當年中國大力鼓勵出國留學一樣，很多人抱怨留學政策導致了人才外流，其實，人才會外流也會迴流，如今活躍在中國經濟各個領域中的領軍人物中，很多人都有着留學的背景。而利用跨國公司培養人才，更將這一“留學”模式在規模上放大了一個數量級。無論這些“留學”人才最終選擇創業或進入其他經濟部門，他們必將成為未來經濟領域的一彪生力軍。

全球化為中國培養了人才，這些人才擴散所形成的技術擴散，只能逐步地滲透到國內經濟體系之內，假以時日才能最終創造出真正的原創性技術突破。

經濟的全球化還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公司治理架構和商業模式。人們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逐步淘汰了過去陳舊和低效的生產組織方式，解除了長期制約經濟高效運轉的另一個重要束縛。當沃爾瑪、家樂福在中國遍開連鎖店時，傳統的商人們和普通百姓一起見識了什麼是先進的商業模式。過去人們只能通過電視、報紙的媒介間接了解高度集成和高度效率的商業流通體系是個什麼樣子，當這些連鎖店開到了家門口時，人們第一次可以直接體驗現代商業的方便和低廉，並逐步了解這一整套複雜的體系究竟是如何構建起來的。複製和模仿商業模式同樣帶來了中國經濟面貌的巨大改觀。

2000年以來的“中國製造”革命，借了外國投資的東風，在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形成了世界級的製造中心，在100多個生產製造領域佔據了世界第一的寶座，“中國製造”的貼牌堆滿了全世界的貨架。全球化的第二級火箭，將中國經濟推到了新的“宇宙速度”。

外向型出口經濟的爆炸性增長，為中國創造了巨大的新增財富。持續多年的外商巨額投資與驚人的貿易順差一起，將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1600多億美元，一舉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萬億美元！形象地說，中國出口經濟好比那個獵人，藉助其他獵人的技術，在大量外部需求的強烈刺激下，大幅改進了弓箭的精確度和射程，從而取得捕獵的大豐收，儘管他被迫將一半的獵物收穫借給了其他人，但仍然剩下了一半的新增“儲蓄”。當他拿着這些儲蓄到市場上進行交換時，極大地刺激了市場的繁榮。

同樣，當中國的出口部門所形成的巨額新增“儲蓄”，投入到國內市場進行交換時，刺激着經濟領域的各個部門開始擴大生產供應，從而激發了整個社會消費的鏈式反應，並加速了所有生產和服務部門生產率的提升。從日常用品到家用電器，從互聯網到電信服務，從汽車消費到高檔奢侈品，從房地產到鋼鐵水泥，從設備製造到石油化工，從能源電力到煤炭冶金，從交通運輸到基礎建設，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所有產業鏈條同時開足馬力，飛快地生產着各種商品和服務，參與到越來越火爆的市場交易當中。滾滾而來的利潤在股票和金融市場裏，被高倍放大為更大規模的財富效應，貨幣供應與匯率升值齊飛，房價飆升共物價上漲一色。中國模式2.0的巨大成功，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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