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第45章 亢龍不悔，中國模式0的升級(1)

本章導讀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裏，中國工業化走的是蘇聯的道路，也就是“中國模式1.0”的時代。中國學習蘇聯計劃經濟十分認真，但由於底子太差，人的腦子太活，人口素質也達不到嚴格計劃經濟的要求，最終沒有僵化到無法變通的程度。結果，蘇聯師傅從僵化變成了殭屍。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突然發現西方如同極樂世界一般，一切思想都是那麼新穎，一切產品都是如此先進，一切制度都是合情合理，一切文化都時尚而新潮，他們後悔從前拜錯了師傅，所以才落後。現在好了，國門打開了，他們決心以西方為師，特別是以美國模式為最終的“彼岸”，開啟了轟轟烈烈的“中國模式2.0”的探索。他們毫不猶豫地撲入了水深浪急的全球化洪流，向著“彼岸”奮力游去。越是接近“彼岸”，越是心情激動，彷彿到了那片新大陸，一切困難都將自動消失。

突然，2008年的金融海嘯將“彼岸”給淹沒了，美國師傅也掉進水裏艱難掙扎。退潮后，“彼岸”上到處是“佔領華爾街”的抗議人潮。怎麼辦？知識精英們猶豫了，一些人堅持繼續游向“彼岸”，他們幻想着游到那裏時，一切都會恢復從前的完美。更多人的則開始往回遊，他們發現“回頭是岸”才是更好的選擇，他們在艱險的全球化大潮跋涉中，逐漸辨清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航標，他們決心要開啟一種全新的探索歷程。

當蘇聯和美國這兩個師傅都趴下后，中國這個勤奮努力的學生，突然發現失去前進方向的失落和焦慮。在過去的170年裏，中國當慣了學生，從來沒有當先生的思想準備。不過，現實已經把中國推到了世界潮流的最前端，經濟蕭條中的美國，債務危機下的歐洲，以及亞洲的貿易夥伴，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着中國的錢袋子，指望着中國再度啟動經濟刺激政策，拯救世界於水火。

這一次，中國的道路選擇，將影響世界的經濟版圖！中國的模式，會引起所有國家的關注，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緊密相連，在近代史上，這還是第一次！

歷史也許會把中國的選擇稱為：“中國模式3.0”。

“折騰”中的艱難起步

被西方稱為30年“中國奇迹”的原點，其實是一個嚴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業化基礎。

工業化技術擴散的紅利，曾在20世紀50年代使中國快速接近了當時的世界水平，但隨後的20年卻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動蕩中停滯不前。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嚴重失調的痼疾，積累與消費之間的巨大落差，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每況愈下。被美國“經濟流放”、與蘇聯交惡之後的中國工業化，喪失了獲得廉價快速的技術擴散的渠道。僅靠中國短短30年的自身技術積累，在封閉的環境中，無論中國人有多麼聰明和勤奮，也不可能趕上西方200年的工業化沉澱。這種沉澱，不僅僅體現在工業技術本身，更重要的是與之相匹配的人才儲備、生產組織、基礎設施、設備製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給的整個工業體系，以及與工業經濟相適應的金融機構、資本市場、法律規範、科研創新、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的社會服務體系，特別重要的還有農業基礎。缺乏綜合體系的保證，單槍匹馬搞工業化，就如同大鍊鋼鐵，不顧協調其他行業一樣，不僅後勁不足，而且後患無窮。新興國家工業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業本身，而沒有看到工業化背後所需要的完備的社會服務體系，在經濟“撞上高牆”之後，只得回頭再補課。

改革開放之初，制約工業化最大的瓶頸就是農業。中國80%的人口是農民，他們不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糧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還必須提供輕工業的主要原材料。這兩座大山壓在農業的身上，已經是不堪重負了，如果積累比例達到25%以上，農業經濟將被窒息，工業化也會癱瘓。而從1970年以後的整整10年裏，積累率年年超過30%，到1978年再次上馬“洋躍進”時，積累率竟然達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躍進的水平（39%）！

所謂積累，就是前面講過的獵人的故事裏，為了製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資源，如果這一比例太高，儲蓄不足將迫使獵人只能餓着肚子幹活。而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1957年以來，基本上一直處在嚴重透支的狀態下。而且過度投資，也造成了農村因缺乏足夠的儲蓄來交換工業消費品，嚴重壓抑了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市場繁榮。再加上扭曲的價格制度，使得農民的勞動成果無法獲得合理的消費品補償，大大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搞活農業，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關的考驗！

1979年，為了扭轉長期對農業的欠債，政府開始大幅度提高了18種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糧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對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進行提價。此後6年裏，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幾乎年年上漲，農民收入獲得了歷史性的提高。同時，以家庭承包為核心的農村經濟改革也正式啟動，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和農產品的銷售自主權。“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對農民產生了巨大的誘惑，農民的生產熱情獲得了充分釋放，農業生產持續增長，農民純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農村消費能力，強烈地刺激着輕工業的繁榮，市場供應日益充足，短缺經濟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開始的“洋躍進”的瘋狂勢頭，在1981年終於受到遏制。重工業的投資被壓縮了，經濟資源開始向農業和輕工業大幅傾斜，積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比例逐漸協調過來，中國經濟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佳狀態。農民代表着中國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讓農民直接獲得利益，在農業增長的刺激下，輕工業開始獲得發展動力，農村與城市同步繁榮，讓老百姓真正獲得實實在在好處的改革，贏得了民心的真誠擁戴。

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重工業“投資饑渴症”的痼疾再現，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84年又開始猛增到21.8%，1985年則達到39.3%，集體所有制的投資膨脹更為猛烈。在產銷兩旺的興奮中，工業企業的工資獎金開始濫發，銀行信貸逐漸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貸規模同比增加了164%，獎金增長了1倍！由於政策上對農業過去長期虧欠的補償，使得農民收入的增長超過了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幾個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了積累與消費的總和超過了國民收入，財政赤字變成了一個大問題。大量的赤字導致了嚴重的貨幣超發，1983—1988年，貨幣發行量增長了2.5～3倍！這直接導致了1988年兩位數的通貨膨脹。

反通脹，還是放開物價？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

在貨幣嚴重超發的情況下，放開物價，這就好比對已經被兩位數的物價上漲嚇成驚弓之鳥的老百姓，吹響了擠提銀行存款、瘋狂搶購商品的“集結號”！

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永遠是真實生產力的死敵。

貨幣是什麼？貨幣是社會財富的契約！當人們付出誠實的勞動時，拿到的是貨幣這一社會公認的財富契約，人們相信未來當他們需要時，可以拿着這張契約去兌換相同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他們相信市場上那些從未謀面的“交易對手”不會違約。貨幣這一財富的契約，將千千萬萬的市場參與者，緊緊維繫在“互不相識，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內。穩定的貨幣，使全社會交易成本下降，促進社會分工，激發財富創造。破壞貨幣的價值，就是在破壞財富契約的誠信，無異於瓦解整個社會相互信任的基礎！貨幣貶值最終將增加市場的交易成本，打擊財富的創造。

通貨膨脹，使貨幣蛻變為欺詐的工具，財富的契約，變成了賴賬的憑證。在市場中玩欺詐的手段，帶來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詐，誠信之風將蕩然無存，投機取巧會大行其道，長遠的規劃被短期行為取代，謹慎儲蓄被無節制的透支所替換。社會普遍的浮躁之風，正是通貨膨脹所催生的必然結果。

任何公平與誠實的社會，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都應該是零！無論什麼人，無論用什麼樣的借口來主張通貨膨脹，他們都是誠實貨幣的破壞者，都是貨幣道德底線的踐踏者。

在這一點上，德國中央銀行反通脹的“頑固與執拗”，雖不能說盡善盡美，但也堪稱各國的楷模。

很多人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伴隨着通脹，這是因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在提高，但這決不是合乎邏輯的解釋。從前不要錢的東西進入市場，它在產生貨幣需求的同時，也增加了商品供應，這種匹配的貨幣化進程，不應該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價格。貨幣超發的現象，主要源於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和金融資產膨脹的貨幣化。

1988年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主要根源是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的根源在於低效率、高浪費和重複建設的老毛病。中國似乎陷入了一種怪圈，每當追求高速發展時，經濟的協調性必會出毛病，最後是欲速則不達。而降低增長慾望時，經濟發展反而會更健康更快速。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工業化社會的高度複雜性，超出了計劃經濟制定者的認知極限。經濟過熱和緊急冷卻的不斷“折騰”，反覆說明了舊體制存在着無法克服的矛盾。

電影《侏羅紀公園》中有一句經典的台詞，“生命會自尋出路”（LifeFindsaWay！）。就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陷入沼澤，不得不艱難跋涉之時，在中國經濟雷達的屏幕上，一個從來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點，開始悄然閃爍着日漸耀眼的光芒。

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一級火箭——農村工業化

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爆炸性增長源於兩級火箭推動的話，那麼農村工業化則承擔了一級火箭的重任。

20世紀80年代初，農業經濟在國家經濟資源的傾斜政策中，獲得了罕見的資本積累。50年代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靠的是蘇聯的技術和資本輸入，而80年代農村的工業化，則發端於城市工業化的擴散。在農村進行工業化，這是工業革命200年來，世界各國前所未有的創舉。中國的農村既是人口眾多、廣袤貧窮的土地，又是充滿巨大生機和爆發潛力的神奇之地。中國革命正是從農村起步，最終形成了燎原之火，“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戰略，居然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實，這一切都是基於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現實，中國的大多數人口在農村，中國的命運也就必然與農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古代，沒有農民參與的武裝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沒有農民參與的革命，就不會是徹底的革命；在經濟建設中，沒有大多數農民獲得實質利益的發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續的增長。忽視農村，它將成為一個難以克服的發展阻力；而重視農村，它將會成為一個無法遏制的動力源泉。中國發展之根在農村，中國力量之源也在農村。這個簡單至極的“大道”，也正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初始動力。

計劃經濟由於無法深入、透徹和全面地理解工業經濟的高度複雜性，因此其計劃自始至終都存在着結構上的不合理，由於體制和機制的內在矛盾，又使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這使得國營工業在市場中只能佔據着“大城市和交通線”，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場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謂的“短缺經濟”現象。

當農村獲得了微薄的資本積累后，機制靈活和市場嗅覺靈敏的鄉鎮企業就應運而生了。他們利用城市工業淘汰的二手設備，國營企業退休但仍富有“餘熱”的技術人員，瞄準巨大的消費市場空白，迅速開動生產機器，以低廉的價格、品質欠佳的產品快速佔領了消費品的部分市場份額。

這些企業大者數百人，小到幾個人，固定資產多數不過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在正統的經濟統計中，它們不過和個體戶的規模相當，堪稱市場經濟中的“游擊隊”。它們素質低，裝備差，資金弱，人數少，更缺乏銀行貸款的“空軍支援”，與國營工業的“國軍”相比，簡直寒酸得難登大雅之堂。然而令人眼鏡大跌的是，堂堂的“國軍”居然打不過“游擊隊”，數百萬鄉鎮企業以螞蟻雄兵的態勢，在市場的各個領域中逐步蠶食“國軍”的銷售份額。在市場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釀酒、服裝、紡織、化工等行業全面開花，逐漸形成了中國經濟板塊中不可忽視的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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