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第48章 北宋興亡，鉛華洗盡的滄桑(2)

葉適對北宋末和南宋初江南物價的描述中有一個重要的細節，那就是房地產價格上漲得最快，黃金地段的房宅價格竟然飆升了幾十上百倍！這說明了貨幣超髮帶來的第二個嚴重後果，資產通脹遠比CPI上漲更為猛烈！

北宋的貨幣超發並非均勻地分攤給每一個人，而是通過資產膨脹向少數人快速集中，除了田土、房產，金融資產也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東京夢華錄》記載了汴梁著名的“金融街”——南通街的豪華與壯觀。在“金融街”上，各大金融機構比肩林立，當時的時髦名稱叫“交引鋪”，各種有價證券，如各種貨幣、“鹽引”、“鹽鈔”、“茶引”在其中交易，盛況空前。“南通一巷，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如果每筆交易是千萬枚銅錢，即萬貫級別的交易，這相當於北宋貨幣供應量（2000億枚銅錢）的十萬分之五，如果2013年中國貨幣供應量M2是106萬億，十萬分之五即是53億，這意味着北宋銀行家的單筆交易規模達到了53億元，確實是相當駭人聽聞！以如此級別的資金交易規模估算，汴京“金融街”的房價恐怕只能是天價了。

當年汴京的金融街，其規模和影響力不亞於今天美國的華爾街。

顯然，北宋的銀行家們不是一般的有錢人，而是超級富豪。北宋的銀行業務如何能有如此驚人的利潤呢？其實，他們賺錢的思路與今天華爾街的銀行家非常類似，最賺錢的盈利模式是金融交易，傳統的貸款業務（高利貸）還在其次。

北宋銀行家們交易的並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典型的金融票據，即官府壟斷專營的鹽和茶的金融衍生產品——交引（鹽引、茶引）和鹽鈔。

銀行家的崛起

北宋銀行家們的業務是從錢幣兌換逐步擴展開來的，早期又叫“兌換鋪”。北宋既是中國貨幣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又是貨幣制度最為複雜的時代。全國的貨幣流通呈現出一種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各區流通的貨幣各有不同。

在主要貨幣中，首先有金屬貨幣與紙幣的差別，金屬貨幣又有銅錢、鐵錢之分，而銅錢和鐵錢本身又有大錢小錢之別，加之金銀在流通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尤其是白銀的重要性在北宋已經遠勝於唐代。當全國商品在四大市場之間進行大規模跨區流動時，區域貨幣需要折算，金、銀、銅、鐵、紙等通貨形態需要兌換，這就構成了兌換鋪最基本的銀行業務。

兌換鋪的老闆們每天從事的就是通貨之間的低買高賣，賺取利差，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短期套利交易。隨着北宋貨幣流通量的暴增，很快他們就演變為北宋金融市場中最重要的做市商，為通貨兌換提供流動性。他們對市場波動超級敏感，甚至每個時辰的差價都逃不過他們的法眼，他們賺的就是微薄的價差。與美國債券市場的做市商們一樣，他們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客戶群體，建立起強大的銷售渠道，通貨買賣的利潤就源於批發與零售的價差。兌換鋪的老闆們已成為北宋時期對市場交易最為敏銳的群體，逐步演變為第一代銀行家。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的銀行家們突然發現了一個新的套利交易機會，而且遠比通貨兌換的利潤高得多，這就是“交引”套利。

宋太宗趙匡義從985年開始秘密籌劃三路大軍北伐遼國，試圖一舉收復燕雲十六州，並於次年發動了崎溝關戰役，最後以慘敗告終。名垂青史的楊家將楊業即在此戰失敗后，為掩護民眾南遷在陳家谷力戰而死。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為向北方調運糧草，官府發動商人參與軍事後勤工作，這是中國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業務外包模式，也只有在貨幣經濟高度發達的北宋才有實現的可能。政府職能的商業化與私有化，完全符合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更準確地說，北宋才是新自由主義的鼻祖。

商人們需要自己購買大批糧草，還要負責僱人將糧草千里轉運到邊防各地，官府當然是省心了，但商人們無利不起早，沒有厚利誘惑，誰會為官府賣命。當邊地收到糧草后，按照當地市價及商人運輸路途的遠近進行估價，在此基礎上另有一定的優惠，即商人的利潤。邊地的官府在估價后，發給商人一種領款憑證，名為“交引”，然後商人們拿着交引回到京城找官府領錢。官府並沒有足夠的現金，就以鹽茶票據來替代部分現金支付，而商人們正是衝著鹽茶票據來的。

鹽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茶是始於唐而興於宋，宋朝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對茶葉的需求量極大，官府於是壟斷了鹽茶供應，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鹽和茶都屬於超級暴利的官府專營商品，每斤鹽價官府收購時不過2.5文錢，即兩個半銅錢，轉手在市場中就以26文的高價賣出，“官有9倍凈利”！而茶的銷售也有高達100%～300%的超級利潤率。商人們只要拿到官府的鹽茶票據，即“鹽引”和“茶引”，就能合法買賣專營商品，這意味着巨額利潤唾手可得。

京城的官府並沒有鹽茶現貨，商人們需要拿着鹽茶票據找到主管部門進行“批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蓋公章。主管部門在交引上批示領鹽或茶的地點，以及指定銷售的地區，鹽一般是到山西解池去領取解鹽，茶則在江南居多。商人們領到鹽茶之後，必須運往官府指定的地區進行銷售，而絕不能跨境販賣，否則嚴懲不貸。官府的限地銷售政策，當然是為了確保對鹽茶高額利潤的壟斷。

對於聰明的商人來說，運輸糧草的政府外包業務，存在着更大的油水。他們只要“搞定”邊地的地方官員，就能夠高估運送糧草的費用。高估到什麼程度呢？比如一斗大麥在內地不過30文錢，邊地官員將本價、運費、優惠加在一起，竟然可以估值到了1貫254文，這是高達30倍的價差！邊地官員對此可以有很多種“合理”解釋，如距離太遠、路況很糟、盜匪橫行、洪水爆發、橋樑坍塌、泥石流、地震、火災，只要說得通都行。朝廷也沒法較真，畢竟邊地為戰爭做出了巨大犧牲，再不給些油水，誰願意為朝廷賣命？

如此一來，鹽茶票據的價值就大得驚人了。

於是，各路商人聞風而動，成群結隊地奔赴邊地運送糧草，響應官府號召，為朝廷出力，為自己賺錢。

當京城的銀行家們看清鹽茶票據的巨大價值后，他們開始遊說朝廷的有關部門，說這些外地商人來路不明，信用很成問題，萬一拿着鹽茶票據倒買倒賣，或違法跨界銷售，豈不是搞亂了市場，破壞了國家的大政方針嗎？

銀行家們久居京城，與朝廷各部委的關係更深。很快朝廷就採納了他們的意見，規定所有持有鹽茶票據的商人，必須在京城有銀行家的擔保，否則有關部門拒絕“批引”。

運送糧草的各地商人們，不得不跑到京城來與銀行家們疏通關係。

銀行家藉此機會苦口婆心地開導商人：你們掙錢太辛苦了，拿着鹽茶票據翻山越嶺跑到山西去領鹽，或遠涉千山萬水去江南取茶，再費時費勁地運送鹽茶到更遠的地區去販賣，路上遇到土匪怎麼辦？鹽茶質量不好怎麼辦？暴雨淋濕了鹽茶又怎麼辦？跑了大半年，繞了大半個中國，才掙個辛苦錢，還要擔驚受怕，太不值了。與其這樣辛苦掙錢，不如將鹽茶票據打折賣給我們銀行家，你們掙快錢，既輕鬆又省事，利潤也不錯，然後你們可以再去運糧草，再賣給我們票據，加快賺錢的速度，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

商人們聽完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很痛快地將手中的鹽茶票據打折賣給了銀行家們。於是，京城裏的銀行家開始做起了票據買賣，兌換鋪也改為“金銀交引兌換鋪”，兌換銀行家演變為“交引銀行家”，成為北宋第二代銀行家。

如果有的商人就是死心眼兒，或覺得太吃虧，偏不想把鹽茶票據打折變現又怎麼辦呢？那京城的銀行家們就聯手拒絕給這樣的商人擔保。如此一來，他們就拿不到官府的“批引”，鹽茶票據只能爛在他自己手上。萬般無奈之下，再厲害的商人在京城銀行家的門前也得低頭。至於打幾折，那就是銀行大佬們內部協商了，二折也好，三折也罷，要看大佬們貪婪的程度了。

當然，也會有不服的商人向官府投訴，大佬們與官府的關係深了去了，而且維護金融市場秩序名正言順，這樣的官司根本打不贏。從此以後，銀行大佬們聯合封殺這樣的刺頭兒，這個商人再也別想做鹽茶的買賣了。

銀行家們手中的票據“籌碼”越多，對市場價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強。他們一般還兼做着高利貸、典當行之類的融資業務，對京城的資金供應有着直接的影響力。當他們準備買進票據時，可以通過抬高京城的融資成本來緊縮銀根，然後在場內大量拋售票據引發價格雪崩，一方面威懾官府，另一方面逢低吸納。如果他們需要高價拋出，就會拉升票據價格，引誘逐利的投機商進場吃貨。這與現代摩根大通、高盛的手法並無二致。

朝廷本想利用商人為邊地運糧草，以便節省財政支出，因而誘之以鹽茶的厚利，不想商人們詭計多端，搞定了邊地官員，以平均6倍於市場的價格，高價向邊地出售糧草，席捲了朝廷東南360萬貫的茶利稅收。

但聰明的商人卻遇到了智商更高、手段更狠的京城銀行家，銀行大佬們半路殺出，又將商人們的暴利打劫殆盡。

在貨幣經濟時代，只有玩轉貨幣的人才能玩轉市場。北宋的文人們官員們，在貨幣的猛烈衝擊下不禁哀嘆，“邊糴（買糧）才50萬，而東南360萬茶利盡歸商賈”。換句話說，商人和銀行家以50萬貫的成本，劫掠了國家360萬貫的稅收！其實，這與羅馬共和時代的包稅商階層，通過政府財政業務外包，大肆侵吞國家稅收，盤剝羅馬公民，在本質上完全一致。北宋王朝的文人政府與羅馬共和的貴族政權，在“財商”方面根本不是商人和銀行家階層的對手，他們甚至與之聯手，共同瓜分公共財富。

金權與政權的鬥法

由於銀行家控制着巨大的鹽茶票據存量，他們可以同時成為大鹽商和大茶商，從而在鹽茶的商業流通環節再度暴賺一筆。在積累了巨額財富之後，金融大佬們的勢力更為強大。他們能夠花費巨資來搞定更多的官員，進而左右朝廷的政策。很多人甚至攀龍附鳳，晉陞為官僚體制中的一員。

北宋就流傳着一個著名的故事。宋仁宗廢掉郭皇后之後，京城的一個大茶商花重金買通了後宮權勢人物，把女兒送入宮中，欲立為宋仁宗的皇后，並取得了太后的大力支持，宋仁宗稀里糊塗地答應下來。後來一個老太監提醒皇帝，這個商人不過是一位大臣的家奴罷了，皇帝如果立大臣的家奴之女為皇后，以後有何面目去面對滿朝的公卿呢？宋仁宗這才醒悟過來，趕緊把該女送出宮。一個茶商竟然有能量買通久居深宮的太后撐腰，可見錢在北宋的影響力是何等驚人。

1023年，朝廷終於下決心整頓茶務，接受了大臣李諮的建議，遏制茶利的虛耗，廢除了鹽茶票據的“交引”制度，推行“見錢法”。

“見錢法”的核心就是以中央財政補貼的形式，取代了邊地對運輸費用的自行估值。新法實施的第一年，國家財政的增收減支總計高達650萬貫！廢除鹽茶票據所節省的財政稅收，超過了宋朝一年貨幣發行總量的最高峰（506萬貫）。如果以2013年中國的貨幣增量來對比，相當於財政增收了13萬億元以上！

鹽茶票據的超級暴利震驚了朝廷。

新法顯然嚴重打擊了商人和金融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以致“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蜂起”。利國利民的新法僅僅實行了三年，就遭到朝野內外既得利益集團的瘋狂攻擊。改革大臣李諮被貶官降級，手下幹將甚至被刺配流放，交引制度再度復辟。

很顯然，北宋超級富人集團的勢力已經可以左右朝政。

1036年，宋仁宗再次痛下決心改革茶法，重新啟用李諮。自從上次被貶官之後，李諮心有餘悸，這回先把醜話說在了前面。他對皇帝陳述，如果再次廢除交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李諮要求皇帝必須有個堅決支持的態度。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李諮再度廢除了舊的茶法。可是好景不長，不久豪商巨賈掀起了更猛烈的攻訐，新法還是沒能堅持下來。

北宋的茶法反覆變動直至宋王朝末年，其爭執的焦點就是金權與政權爭奪巨額茶利的歸屬問題。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王朝，金融的力量已經強大到可以與政權爭奪國家稅收，這在宋代之前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

不僅茶法變動遭遇了金融大佬們的阻擊，鹽法改革也不例外。

鹽法改革的大臣范祥，建議以“鹽鈔”法代替“鹽引”法，商人們以現金繳納獲得“鹽鈔”，免除了運送糧草到邊地存在的高估費用的積弊。另外在京城特設平準鹽價的“督鹽院”，專門針對金融大佬們操縱鹽價的行為，將鹽價波動控制在每斤35文～40文之間。

鹽價穩定，鹽鈔就不得不跟着穩定，沒有了“鹽引”的高估厚利，再限制“鹽鈔”的價格震蕩，那讓金融大佬們還怎麼賺錢？大佬們當然要反擊。結果就是范祥被貶官。復出后，范祥再度恢復鹽鈔法。後來，鹽鈔在北宋後期的財政危機之時，不得不進行嚴重超發，導致了鹽鈔的大幅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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