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第47章 北宋興亡，鉛華洗盡的滄桑(1)

本章導讀

從軍事角度講，北宋是一個軟弱和窩囊的朝代；但從經濟上看，北宋卻是高度富裕和極其繁榮的時期。北宋不僅是中國封建史上貨幣經濟發展的頂峰，而且也是中世紀全球城市文明的燈塔。

北宋的經濟規模4倍於盛唐，城市數量多達1800多個，城市化率接近12%，貨幣化程度在封建時代空前絕後。更為重要的是，北宋高度的城市化和貨幣化，不像羅馬帝國那樣基於政治統治和軍事戍邊的需求，而是生產率提高和經濟擴張的自然結果。

城市文明的興起，帶來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勃興，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個，“唐宋八大家”里的六位，都是誕生在這一偉大的時代。北宋的貨幣文明還創造出世界上第一種主權信用紙幣，第一個金融票據交易市場，一千年前開封金融街的霸氣，不亞於今天美國的華爾街。

儘管中國與西方的文明差異顯著，歷史、政治、文化、語言、宗教傳統大相逕庭，但有一點卻是相通的，這就是人性。

羅馬的鼎盛與北宋的巔峰相差近千年，但摧毀了羅馬帝國的貧富懸殊，同樣也是瓦解北宋王朝的致命根源。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敗，與王安石變法的夭折，都說明了政治制度的自我糾錯能力已經失效。

結果，羅馬與北宋都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土地兼并、稅負不公、財政赤字、貨幣貶值、內亂外患，甚至連危機爆發的順序都一模一樣。

歷史驚人地相似，源於歷史背後的人性驚人地相似！

北宋，人類第二次貨幣文明的巔峰

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的文明沉寂了千年之久，就在西方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在亞洲的地平線上，掀起了人類歷史上第二次貨幣經濟的浪潮。

960年，北宋立國，一個偉大的時代拉開了序幕。

如果說羅馬帝國的文明是建立在鐵血與征服的武力之上，那麼北宋王朝的繁榮則是依靠生產率的進步與和平發展的結果。

北宋時期，最令人炫目的生產率革命，首先爆發於能源與冶鐵工業。

雖然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能夠煉鐵，但直到北宋之前，冶鐵的成本高，產量低，質量差，鐵的價格貴到中國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其大規模的普及，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能源瓶頸，冶鐵需要使用木炭，而且消耗極大，熱量卻有限。到了北宋時期，煤炭發展到了規模化開採的階段，並且開始大量用於工業能源，煤替代了木炭，能源革命催生了冶鐵工業的爆炸性增長。

到1078年宋神宗年間，北宋的鐵產量已高達7.5萬～15萬噸，大約相當於18世紀歐洲（包括俄國）工業革命之前的全部鐵產量[1]！如果與中國歷史上以富強著稱的盛唐相比，北宋的鐵產量是唐朝的3倍～4倍。

北宋冶鐵工業的高度發達不僅是總量驚人，而且分工也日益精細化。如信州的鋼刀、兗州的農具、原州的銜凳、雷州的餐具、太原的剪刀、河間的蓖刀、耒陽的針、杭州的釘等。在各地的“拳頭產品”中，更細密的分工催生了鐵產品的種類繁多，產量巨大。如杭州就有專門賣鐵針的品牌店，專業經營鐵釘的“釘鉸作”，僅每年向漕船製造業供應的鐵釘就達60萬斤。

冶鐵工業的突飛猛進，也帶動了鍊鋼業的空前發展，灌鋼、百鍊鋼、淋銅鋼等冶鋼法獲得了廣泛應用。鋼鐵冶金業的生產技術革命，又導致了農業工具的巨大進步，廣泛提高了農業生產率。

北宋農具開始大規模普及鋼刃農具，如鋼製的銐刀、側刀促進了荒地墾殖，直轅犁變成了曲轅犁方便了深耕細作。以糧食的畝產量計算，宋朝達到了460斤，是盛唐時期的2倍有餘，超過戰國時期4倍還多。

農業畝產量的增加和耕地總規模的擴大，直接反映在北宋人口的大幅增長之上。與前代相比，兩漢人口最高時為5000萬人，唐代開元盛世時約6000萬，這些人口的增長創造了漢唐盛世。北宋自宋仁宗起，人口即超過了兩漢，與盛唐相當，最高峰時人口超過了1億，幾乎是漢唐的兩倍。北宋“生齒之繁”堪稱前所未有。

巨大的糧食產量，不僅導致人口數量的大幅增長，還促進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城市化的大潮。

北宋全國人口中，城鎮居民的比例達到了12%，總人數達到1200多萬人，遠超歷代前朝。宋朝鎮市總數高達1800多個，與當時的世界各國相比，南京、揚州、成都、武昌、長沙、福州、廣州等城市，均是幾十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北宋首都開封和南宋首都杭州更是百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城市人口的激增，必須仰賴大規模的商品糧供應，這就導致了北宋貨幣經濟的迅猛崛起。中世紀時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墊定了北宋經濟稱雄全球的基礎。

城鎮人口的生活方式與農村人口迥然不同，在擺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閉和狹隘之後，他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自由，專業化是他們在城鎮生存的前提，市場交易是他們每日必須的工作。社會分工使得宋朝的城裏人知識掌握得更深入，市場交換則加速了信息的流動，人口的聚集效應刺激了新的思維、新的發明和新的需求。

宋仁宗時期，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堪稱是中世紀的“信息革命”，極大降低了信息的成本，間接提高了整個社會各種經濟活動的生產率。

更高的生產率，創造出更多可被交換的商品，刺激了更廣範圍的消費需求。

城鎮人口對農產品已經不再滿足吃飽，更重要的是吃好。在追求更高利潤的衝動下，北宋農業的經濟作物種植高速發展，如柑橘、荔枝率先脫離了傳統農業，成為經濟作物的獨立分支，“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荔枝種類多達32種，僅福州一地就有25種，“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2]

蔬菜更是城裏人的必需品，而菜園的經濟效益比農田高得多，號稱“一畝園，十畝田”。宋代詩人楊萬里曾路過安徽銅陵的江心島丁家洲，發現島“闊三百里，只種蘿蔔，賣至金陵”，於是寫下：“島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萬人。”可見宋朝的蔬菜種植已經高度集約化，而且往往是遠程供應。

除了吃好，城裏人還重視穿衣。棉花從宋朝開始逐漸普及，棉製品成為城裏人的熱門貨；麻布繼續在中低收入的人群中擴大市場；而絲綢則是高富帥的必備。從官府的角度看，絲綢是財政收入的重頭戲，在政府徵收賦稅的10種布帛中，絲製品佔8種。

1086年北宋的財政收入中，絲織品收入高達2445萬匹，為盛唐時期的3倍有餘。生產如此規模的絲綢棉麻製品，需要更精細的分工。北宋出現了專門以紡織為主業的“機戶”，在專業分工前，一名織工既要紡線，又要織布，每年的產量約為20匹。機戶出現后，開始僱工來進行紡線與織布的分工，織布產量可達40匹，生產率實現了倍增。每家機戶少的有三五張織機，多的高達六七百，全國機戶總戶數達到了10萬戶的規模，北宋全國人口每200人中就有1個紡織工。

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反映在產品數量上的增加，更體現在質量上的改善。後人曾比較了唐、宋、元三代絲織品的質量，結論是“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元絹與宋絹相似而稍不勻凈”。北宋的城裏人穿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布料。

吃飽穿暖后，北宋的城裏人更講究生活品位。

瓷器不僅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餐飲廚房用具，還是家居陳設的裝飾鑒賞物品。宋瓷的實用與美觀同時達到了極高的成就。就生產率而言，北宋更是突飛猛進，不僅改進了瓷器的生產流程，而且進行了更加細密的專業化分工。土工、坯工、釉工、匣工、燒窯工成為獨立工種，制瓷工藝不斷優化。過去燒瓷採用“匣缽法”，將一件瓷器放在一個匣缽內燒做，而北宋人發明了“覆燒法”，將大小不一、花樣不同的碗盤組件，反置於由墊圈組合而成的匣缽內一次燒成，瓷器生產量呈爆炸性增長。

除了瓷器這種兼顧大眾與富人集團的消費品之外，諸如雕漆、根雕、玉石牙骨、槍金槍銀、螺鈿等特種手工藝產品，則是專門滿足奢侈品市場的需求。

北宋在消費品製造領域的一系列的生產突破，導致了商品數量和種類的空前繁榮，與之相對應，社會分工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專業化。在隋唐時期，社會大致分為112行，到了宋朝達到了414行，增長了近3倍！中國有句俗話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話很可能就出自宋代。

商品的繁榮與貨幣經濟的崛起，催生了全國四大區域市場的形成，即以汴京（開封）為中心的北方市場，以蘇杭為中心涵蓋兩廣地區的東南市場，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蜀市場，以陝西為中心的關隴市場。這些區域市場又由一系列的城市、鎮市和墟市組成了一張交叉重疊、上下貫穿、左右逢源的蛛網式商品和貨幣的流動體系。

從全國商品流動的方向看，農副產品呈“向心”運動，從墟市、鎮市向城市集中，手工業消費品則呈“輻射”運動，從城市向農村擴散。全國的稅收和商品從南向北、由西向東彙集於汴京，貨幣則從首都向其他市場反向迴流。[3]

以汴京市場為中心的全國商品的大規模流動，主要依賴內河航運系統，因此，漕船製造的需求量極大。北宋初年，漕船總規模即達3337艘之巨，由於經濟的繁榮，海外貿易和海上運輸也快速發展。遠洋海運的海船噸位可達500噸以上，載人五六百。同時，北宋造船業的生產率非常驚人，僅溫州一個官辦造船廠，定員不過252人，年產量居然高達340艘，幾乎每天1艘！

造船業的繁榮催生出很多世代造船的豪商巨富，北宋官府在造船業放開了充分的市場競爭，民間遠洋巨船的生產規模遠超官府的造船廠。

柴米油鹽醬醋茶，綾羅綢緞絲帛紗，金銀珠玉瓷漆寶，亭台樓閣詩酒畫。

北宋的城市商品琳琅滿目，物質供應極大豐富，精神追求空前高漲。北宋經濟在冶鐵工業生產率暴漲的火車頭的帶動下，農業工具領域也獲得了重大突破，農業生產率倍增，從而引發農業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化、商品化、貨幣化三大潮流的交匯過程中，激發出更細密的社會分工、更廣泛的生產率提高和更巨大的消費需求，進而拉動了經濟作物、紡織印染、食品加工、建築造船、採礦冶鍊、瓷器漆器、造紙印刷，以及鹽、茶、酒等各種行業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城市就業機會，加速了農業人口的進一步向城市轉移。

貨幣經濟不僅使宋朝人更加富裕，更使他們的思想更加獨立。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中國的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個，都出現在北宋。在中國歷史上思想空前活躍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正是貨幣經濟第一次大發展的時期；在古希臘孕育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偉大時代，也正是呂底亞的貨幣文明在愛琴海大爆發的時代。

貨幣經濟離不開貨幣，推動着北宋巨大的經濟機器不斷運轉的動力，就是川流不息的銅錢流通。

貨幣超發與通貨膨脹

儘管北宋並沒有GDP的統計體系，但如果對比北宋與盛唐的各種主要經濟指標的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有近兩倍於唐朝的人口和倍增的生產率，其經濟總規模大致是盛唐時期的4倍。考慮到北宋時期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都超過了唐代，因此，北宋的貨幣供應量應該不少於唐代的4倍。

然而事實更為驚人。

北宋每年新增的貨幣量，從995年的每年鑄銅錢80萬貫，逐步增加到1000年前後的125萬貫，1007年的183萬貫，1045年的300萬貫，到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達到了506萬貫的頂峰！[4]

這僅僅是銅錢，北宋當時每年還有100多萬貫的鐵錢鑄幣量[5]，以及四川地區的紙幣（初期總流通量為125萬貫）。

而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年）每年鑄幣大約為32萬貫，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為13.5萬貫。如果宋神宗元豐年間已是北宋由盛轉衰的拐點，那麼唐玄宗的天寶年間也處於唐朝的同等位置，這意味着北宋極盛時期的新增貨幣量，是唐朝同一時期的至少19倍。

到1085年，北宋百餘年來的累計鑄幣量，大約在1.4億～1.5億貫，加上私人盜鑄和前朝仍在流通的銅錢，其貨幣總存量大約在2.5億～2.6億貫。如果以銅錢枚數計算（宋代1貫銅錢為770枚），大致在2000億枚左右。

在西漢時期，家產上千萬銅錢的巨富屈指可數，而北宋首都的“千萬富豪”則比比皆是。道理很簡單，北宋銅錢的購買力與漢唐相比，出現了大幅貶值。

在鼎盛時期，北宋以4倍於唐朝的經濟規模，卻超發了19倍的貨幣，很明顯，北宋的貨幣貶值問題相當嚴重。

貨幣超發的第一個效果自然是通貨膨脹。“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間，物價是從低向高發展的，物價指數由宋初的100上升到1150，即增至11.5倍。到宋神宗年間（王安石變法時期），物價有所下降，但此後到宋徽宗，又由低增高，麥和米的指數分別增至1200和1500，亦即增至12倍和15倍。”[6]

南宋著名文人葉適在比較兩宋物價變動，特別是江浙一帶的物價飛漲時感慨道：“吳越之地，人口為天下的一半，土地卻不足一半，而米粟布帛的價格已是從前（北宋末）的3倍，雞肉、豬肉、蔬菜、木材、焦炭漲了5倍，田宅土地暴漲了10倍，而黃金地段的宅院和肥沃的田地，更是眾人爭搶而極難獲得，它們的價格則是過去的幾十上百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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