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第49章 北宋興亡，鉛華洗盡的滄桑(3)

金融大佬們與朝廷的鹽茶之爭，一直斗到蔡京上台。金融大佬們紛紛投靠蔡京集團，蔡京再度大改鹽茶之法，金融大佬們則跟着大發橫財。蔡京所倚重的魏伯芻之流，都是與京城金融大佬們沆瀣一氣之輩。在魏伯芻主持下，商人們必須與銀行家打交道，並繳納40%的“手續費”，才能以舊鈔換新鈔。而新舊交換時，還得“夾新帶舊”，否則就拿不到鹽茶。蔡京頻繁地推行新舊鈔更替，商人們就不得不向銀行家反覆繳納驚人的“手續費”。

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們的“手續費”，自然要轉嫁給鹽農和茶農，還有市場中的消費者，最終體現為國家稅收的損失。

經過反覆較量，金權與政權逐漸結為利益共同體，金融大佬們與官僚階層打成一片，與大茶商、大鹽商們渾然一體。在貨幣經濟的大潮中，金融資本將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整合為一體，逐漸固化為財雄勢大的豪強大戶階層，演變成一種鯨吞社會財富的制度性貪婪。

在席捲了國家稅利之後，他們開始將巨額的財富向土地進行轉移，成為大規模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當上了北宋王朝的大地主。

6%～7%的富人兼并了60%～70%的土地

北宋的土地兼并與羅馬時期驚人地相似，兩大帝國都經歷了兩次兼并高潮，而且後者的規模遠大於前者。第一次土地兼并將重創國家的財政稅收，導致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稅負不公，如果不改革，政權將逐漸陷入危機。第二次土地兼并將比第一次更瘋狂，極端的財富分裂將摧毀窮人對政府的一切希望，導致惡性的仇富和仇貴心態。如果改革的最後努力陷於失敗，將很快導致流血暴力、持續內戰，或外敵入侵，最終是帝國崩潰和王朝傾覆。

羅馬的土地兼并始於包稅商階層的崛起，他們豪奪了全民稅收，這是羅馬土地兼并的“第一桶金”；北宋則是銀行家們通過鹽茶票據交易，巧取了政府的鹽茶厚利，這同樣是全民稅收，也是他們進行土地兼并的啟動資金。

北宋歷史上的第一次土地兼并大潮，就發生在宋真宗與宋仁宗的統治期間。

宋真宗於997年即位，998年遼國發動了第六次南侵戰爭，北宋對遼的軍事衝突一直持續到1004年遼國的第九次南征，最終以宋遼的“澶淵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於北方戰事對糧草的巨大需求，才導致了交引制度的興盛，從而讓京城的金融勢力集團坐收暴利，大發國難之財。

鹽茶票據從985年出現，中間經歷了短暫的中斷，一直持續到1050年前後西夏戰爭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銀行家們席捲的政府專營的茶利、鹽利、香利難以計數，從而獲得了進行大規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資金。

“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朝廷對土地兼并卻完全放任自流，即所謂“不抑兼并”的國家政策。或者說，北宋從來就沒有任何經濟政策。從政府干預經濟的角度上看，北宋堪稱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先驅。

北宋立國之初，由於均田制的崩潰，原來屬於國家調節之用的荒地、未墾地，任何人都可佔有墾荒，只要在官府登記備案，到時按章納稅即可。至於這些土地歸誰所有，佔有的數量有多少，官府既不關心，也不干預。對於私人土地的買賣，官府的態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買賣雙方自願成交，他們只需將田契送交官府備案，蓋上官府的印信（所謂“紅契”），並繳納田契稅，交易就算完成了，從此新主人負責田賦的上繳。

如果田地過戶不經過官府，田契上沒蓋官府的印信，這就是所謂的“白契”，官府不承認其合法性。對於白契，官府只是堅持交易必須報備，而非干預交易本身。如果是國有土地，租種土地的人並沒有土地所有權，但有“田面權”，就是北宋版的“小產權”，土地也能夠買賣流通。

在視土地為生命的歷代封建王朝，北宋對土地買賣完全放任的政策，堪稱是封建史上的一朵“奇葩”。即便是在以開放著稱的盛唐，買賣一畝“口分田”是要挨20鞭子的，世業祖產田買賣也會受到官府的嚴格限制。

966年，宋太祖剛得天下，就登高一呼：“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只納舊稅，永不通檢。”大亂之後，人口稀少，百廢待興，這樣的土地政策當然獲得了百姓的熱烈擁護，北宋初年經濟增長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開墾之龐大，都說明了早期自由的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當荒地開墾逐漸完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不調整政策，土地兼并勢所難免，貧富矛盾必然激化。

首先掀起土地兼并大潮的自然是達官貴戚，他們屬於“有力占田”一族，對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奪，“擇肥而噬”，就連國有土地也不放過，如國有牧場、官辦學田、公共山林也成為他們強佔的目標，甚至連寺院的“福田”也不放過。災荒之年，百姓困頓，不得不抵押或變賣土地，而達官貴戚們正好落井下石，趁勢兼并。少數豪強大戶甚至人為破壞堤壩，製造水災，以圖廉價搶奪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勢頭之猛，手段之瘋狂，為歷代王朝所未見。

在官僚階層的帶動和刺激之下，手握巨額資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階層豈肯落後，他們屬於“富者有資可以買田”之輩，並在土地兼并的大潮中後來居上，逐漸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達官貴戚們不成器的後代，由於揮霍過度也把祖上佔有的千頃良田抵押或轉讓給了他們。在漢唐被貶稱為“豪民”並受到官府嚴厲打壓的“兼并之徒”，到了北宋卻成為世人艷羨的“大田主”。

由官僚、銀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構成的豪強大戶集團，佔總人口的6%～7%，卻囊括了全國土地的60%～70%，席捲了國民財富的一半。[7]

官府要打仗，還要維持國家運轉，財政消耗入不敷出，以致國庫空虛。富人集團要少交稅，窮人階層就得多交稅。於是，苛捐雜稅日漸繁多，變相盤剝越來越重，宋朝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每況愈下。

“宋朝夢”的破滅

1067年，當宋神宗登上金鑾寶殿之時，他發覺自己坐的不像是龍椅，而更像是一堆一顆火星就能引燃的乾柴。他知道，再不改革，宋朝的基業就會大廈將傾。他看好了一位膽識過人的大臣來推行新政，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早已看到了國家經濟存在的嚴重困境，這就是積貧積弱，財政枯竭，經濟萎靡，稅負不均。那麼，問題究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呢？

首先，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大不如前。一個五口之家的典型的有地農戶，有兩個勞動力和三個孩子，家有耕牛而生產工具齊全，一年全家的口糧需要28.8石糧食，食鹽摺合1.2石，衣服摺合3石～4石，飼料摺合3石～4石。另外，農具修理、肥料也時有需求。算下來，一戶農家要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和再生產，一年至少需要36石～38石糧食。

由於人口的增加，一家典型農戶的土地已經從北宋初年的平均95畝，下降到宋神宗時代的50畝。北宋北方農田每畝產量約2石，考慮到平、豐、欠年各佔1/3，則平均糧食收成約為1石。這樣算下來，這家農戶一年收成大約50石糧食，除去種子預留5石之外，所剩約45石糧食（每石約92斤）。一家吃飯消耗之後，尚存7石～9石（644斤～828斤），貨幣價值約2100文～2700文。

這戶農家必須向官府繳納的田賦兩稅（夏稅和秋稅）約為500文，這樣的生活水平在朝廷稅賦不重時，還可以過得比較滋潤。但是，到宋神宗時期，土地兼并使得民眾分攤的稅負劇增。

官府在徵收田賦正稅時，越來越多地使用變相手段暗地增稅。比如所謂的“折變法”，就是任意以這種實物折換成那種實物，或以極不合理的價格將實物折成現金。在陳州，當地官府規定夏稅只收錢不要糧，大小麥折錢100文，加上各種費用，官價定為每斗140文，而市場價僅為50文，逼得農戶在市場上要賣近3斗的麥子才能上繳1斗的稅；同時，官府為了確保食鹽專營利潤，強行向百姓攤派買鹽，市價每斤30文的鹽，官府硬賣100文，變相勒索3.3倍；然後官府再把鹽折算成小麥，農戶再遭一次盤剝；事情還不算完，官府再將小麥折算為現金，最終1斤鹽賣到了350文，而市價不過30文。經過反覆“折變”，農戶的稅賦暴漲了十幾倍！其他各州雖然沒有陳州這樣貪婪，但“折變法”確實使農戶的稅賦壓力大幅增加，農戶的田賦支出不是國家規定的500文，而是數倍於此。

除了田賦這一國家正稅，變相稅種也層出不窮。北宋朝廷為了在北方儲備軍糧，在各地強制攤派購糧，每石官府收購價僅300文，農戶已經吃虧不小。不僅如此，官府一石糧食僅付1/4的現金，即75文，剩餘3/4以茶折算，而配給茶的市價僅值37文，一石糧食被折成了112文。更可笑的是，連37文的茶也不是現茶，而是農戶必須到遙遠的產茶區去領取的“茶引”。無奈之下，農戶不得不把“茶引”賤賣給商人。最終，農戶一石糧食只賣了100文。如果攤派個兩三石，農戶就得損失收入400文～600文。

在這些隱性稅收之外，其他歷代的苛捐雜稅地方官府也兼收並蓄。在原南唐統治的江南地區，稅種多達17項，買賣牛羊、糧食、田宅有稅，自家蓋房要交“木稅錢”，牛活着有稅，死了也要交稅（“牛皮錢”），人口多了要承擔各種差役，分家過日子則要交“罰錢”；至於蒿錢、鞋錢、腳錢之類更是花樣百出。正如朱熹所言：“古者刻剝之法，本朝俱備”。

苛捐雜稅愈演愈烈的根源，正是土地兼并！

豪強大戶的大規模土地兼并，對普通農戶極其不利，豪強大戶們佔有的土地很少納稅。《治平會計錄》曾計算：“計其租賦以知頃畝之數，而稅賦不加者十居其七。”也就是說，高達70%的土地根本不納稅！其中的絕大部分自然是豪強大戶們所佔有。宋仁宗初期，土地兼并開始升溫，豪強們大量買地卻極力隱瞞，往往15畝～20畝地僅繳納1畝的稅金。到宋仁宗晚年，“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偽冒，習以為常，重典莫能禁止焉”。豪強大戶隱田漏稅的情況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登記在官府的田地從宋真宗時的524萬頃，銳減到宋仁宗時的228萬頃，宋朝的土地竟然“消失”近半！[8]

田賦銳減迫使官府在其他方面找補回來，本該由豪強大戶們承擔的田賦，通過各種形式被轉嫁到了普通農戶身上。

老百姓過日子本來就是算計茶米油鹽這些家用，算來算去，種地的日子哪裏還過得下去。在好年景時，也不過是勉強維持溫飽，遇到天災就只能抵押土地，被迫去借高利貸，利息高達100%～300%，一旦欠了高利貸，農戶就鐵定會失去土地。

人均50畝地的農戶，怎麼也算得上是北宋的中產階級了，在沉重的苛捐雜稅壓迫之下，越來越多的人被迫賣掉土地，充當豪強們的佃農。而豪強大戶所繳納的田賦正是源於佃農的田租，佃農們本以為賣田投靠豪強大戶是一條出路，最終發現這是一條更悲慘的絕路。

對於農戶來說，擁有土地是一生最大的夢想，如今，“宋朝夢”已經徹底破碎了。

北宋經濟的繁榮，靠的是千千萬萬普通家庭的勞動創造，他們原本熱情高漲，發明創造不斷，消費與日俱增，生活蒸蒸日上，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是，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後，他們發現，無論自己如何辛苦，生活卻越來越艱辛。他們消沉了，他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

人民夢想破碎之日，也就是國家走向衰敗之時！

在土地兼并、賦稅不公、貨幣貶值的三座大山之下，北宋的經濟開始喪失活力，由盛轉衰。民力瀕臨衰竭，而官府開支卻直線上升。

朝廷的官員人數從宋太祖時代的三五千人，激增到宋仁宗年間的兩萬多人，出現了嚴重的“冗員”問題。宋初朝廷養兵不過22萬人，到了宋仁宗慶曆時已高達125萬！僅軍費開支就達到驚人的4800萬貫，佔了朝廷70%～80%的財政收入，陷入了巨大的“冗兵”和“冗費”困境。而這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常備軍，卻創下了對外戰爭無一戰勝的“神話”。

自宋仁宗慶曆以後，國家財政赤字每年高達300萬貫。到皇祐年間（1049—1054年），歷代王朝的主要稅收——田賦，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財政開支，田賦的貨幣收入僅500萬貫，缺口竟達2200萬貫；絹帛收入380萬匹，不足額為500萬匹；糧食收入1800萬石，還差了887萬石。

朝廷催稅像催命，地方官吏被逼急了，才變着花樣玩“折變”，將田賦悄悄地翻了好幾倍，各種苛捐雜稅、勞役重負嚴重挫傷了宋朝百姓的勞動熱情，動搖了國本財源。同時，朝廷還極力擴大商稅徵收，宋朝商業的確比漢唐發達，經濟規模達到盛唐的4倍，但商業稅卻比唐代高出了10倍以上。宋仁宗皇祐年間，北宋的財政總收入達到了1億貫，商稅就佔到了56%，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田賦稅收。

土地兼并致使農民負擔過重，從而喪失了勞動熱情，財富創造的“心臟”瀕臨衰竭；商業稅負畸高，抑制了商品流通，經濟血脈難以暢通，王朝的體質日漸虛弱；貨幣貶值，資產通脹，形成了經濟體的“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壓”，“三高”加重了北宋的經濟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