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第44章 金融高邊疆與人民幣國際化(2)

當大眾的視線被吸引到貿易平衡或匯率操縱等話題的時候，真正上演的其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中國30年來所有存量資產進行價格重估的大戲。在人民幣名義國際購買力升值的同時，伴隨着人民幣對巨額存量資產的購買力貶值問題。這一過程將明顯造成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在資產價格領域。使問題更加嚴重的是16萬億收據屬於基礎貨幣，當銀行系統對其進行放大之後，進入中國的經濟實體的信用總量更為巨大，其通脹效應可想而知。

人民幣劇烈升值所產生的名義國際購買力增強的好處是在未來數年內伴隨着進口和海外投資才能逐步顯現的，而其造成的外匯儲備資產損失，以及對國內巨額存量資產進行價值重估所誘發的惡性資產通脹的害處卻是立刻發作的。

升值遊戲的核心在於，讓升值后的人民幣在名義國際購買力提高的同時，卻降低了升值前存量人民幣在國內的實際購買力，從而有效地稀釋了人民幣持有人對美元債權的“含金量”。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最終擁有美國債權的並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廣大人民幣持有人，因此，美國賴賬的最後埋單人是中國老百姓。

毫無懸念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引發更大規模的熱錢進入，這將會進一步強化通貨膨脹壓力。參考日元1985年被迫升值后所造成的嚴重資產泡沫，以及人民幣2005年7月以來匯率上漲20%所啟動的房地產價格瘋漲和股市狂熱，不難看出美國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一石二鳥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實際負債，二是刺激中國資產價格泡沫。人民幣升值速度越快，人民幣投機者對美元資產套現的衝動就越強烈。當“劣質毒美元”所攜帶的美國有毒債務在世界各國被消化得差不多時，中國資產泡沫或許將發展到難以挽救的惡性狀態。此時，美國也許會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擊全球通貨膨脹的大旗，一舉戳破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資產泡沫。

時間是戰爭中的關鍵變量，貨幣戰爭更是如此。美國需要各國貨幣立刻大幅升值，用其他國家經濟復蘇的能量，來幫助美國稀釋和分攤“劣質毒美元”所附着的不良債務。如此以鄰為壑的自私行為，怎能不受到世界各國的抵制和反抗！

如果中國的資產泡沫被刺激得足夠龐大，其破裂所產生的爆炸當量就足夠大。那麼，如何拯救中國經濟呢？

正發生在歐元區的希臘、愛爾蘭主權信用危機就是“榜樣”。歐元國家將貨幣發行大權讓渡給了歐洲央行，注意，這個歐洲央行是超越歐盟主權國家的機構，它不向歐洲議會負責，不向各國選民負責，更不必理會各國政府，它將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此時，歐洲央行將具備對主權信用危機國家生殺予奪的大權，它將開出財政稅收、國家負債、預算規模、養老醫療、退休保險等一系列苛刻條件，強迫各國執行，如不同意，就休想得到歐元貨幣！

當中國出現問題時，出面的很可能就是那個以未來“世界中央銀行”自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拯救條件用腳後跟都能想像得到，那就是“共享”貨幣發行權，規定一系列“不允許”的貨幣發行條件，“監督”中國“匯率”和財政稅收政策的執行，換句話說，必須讓出金融高邊疆的控制權！

這種情況，今天看來類似科幻場景，如果應對得當，它將永遠只是科幻。

廣義物價本位：人民幣的另類選擇

人民幣的困境源於對貨幣本位的定位偏差，人民幣應該而且必須以中國經濟的發展作為基本出發點，美元或任何外幣都不應該對人民幣的幣值造成劇烈衝擊。如果20世紀30年代，山東根據地發行的北海幣，能夠以物資為貨幣發行儲備，進行金融創新，從而穩定了物價，繁榮了經濟，大大增強了根據地的經濟實力；如果20世紀50年代人民幣發行能夠完全避免與任何外幣掛鈎，採用了“物價本位”，同樣取得了物價高度穩定，經濟快速復蘇的話，那麼今天，人民幣沒有理由不能進行更大的創新，走出一條完全不同於美國和西方的貨幣發行之路。

國民政府20世紀30年代的法幣，採用了盯住英鎊和美元的“匯率本位”，從而喪失了貨幣定價權，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只能對英美兩國“仰人鼻息”，必須大量儲備英鎊和美元以確保匯率穩定，事實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一個國家的貨幣本位，其最高原則就是保證“物價穩定”，從而為人民大眾的生活、為經濟穩定發展而服務。當然，今天的物價穩定已經與20世紀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別，當時人們的工資收入和社會資源的貨幣化程度很低，老百姓關心的物價主要是柴米油鹽的基本物價。現代社會人們的收入和財產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關注的物價，早已不再是糧食和簡單生活日用品的價格，而更多地關注資產價格和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服務的價格。而貨幣供應新增的主要部分，並不會直接撲向消費市場進行瘋狂採購，其必然進入資產領域或社會服務領域，因為這些貨幣如果不消費就必將投資出去。

一個時刻考慮人民利益和福祉的貨幣制度，應該將“廣義物價”的穩定作為貨幣發行的基準，實行人民幣的“廣義物價”本位制。只有當人民大眾看到今天的麵包、牛奶、蔬菜和豬肉的價格，與十年後大致相同，而且房地產、教育、醫療、養老等資產與社會服務價格也同樣基本穩定時，他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證，而這樣的貨幣必將贏得人民大眾充分的信賴和真心的愛戴。

“廣義物價”可以根據人民大眾最關心的資產價格（如房地產、股票、黃金和白銀等）、社會服務價格（醫療、教育、養老等）和日常生活價格（如現行的CPI等），進行分類別和分地區採樣，設定不同的加權係數，由統計部門定期發佈。央行的貨幣操作可以圍繞這一“廣義物價”指數進行微調。

只有首先解決人民幣的本位原則，才談得上根治其他問題。

人民幣與美元掛鈎造成的一大難題就是巨大的外匯儲備。實際上，沒有任何“天條律法”規定外匯儲備必須要作為人民幣發行的抵押品。切斷外匯與人民幣發行的直接關係，就可以徹底解決外匯占款的問題，這又需要金融創新的勇氣和膽識。

如果成立一家“外匯平準基金”，由它出面以國家信用發行特種“外匯公債”，募集人民幣資金，在中國的銀行市場上，替代中央銀行扮演外匯“最後購買人”的角色，就可阻斷外匯流入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通道，杜絕僅僅為了收購外匯而大幅增加的基礎貨幣投放。同時，這種“外匯公債”還可以大大豐富債券市場的品種，為保險公司、銀行、基金等機構提供新的投資選擇。

“外匯平準基金”的主要職責包括：外匯緊急情況下的市場干預；根據貿易需求調整並穩定匯率；作為外匯最大的集散地，對需求外匯的機構進行放貸，只要放貸收益超過發行“外匯國債”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並不進行直接外匯投資，這個工作可以外包給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匯投資機構，甚至可以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機構招標，它只是以放貸人的身份與外匯投資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於央行已經存在的外匯占款，可以分批以資產置換的方式逐步解決。例如，國家要大力發展醫療衛生機構，徹底改善中國城市鄉村的看病就醫難等問題，那麼衛生部可委託“醫療事業基金”發行醫療公債，募集資金，大力發展全國的醫療衛生機構；同理，國家發行的“國家創新公債”、“促進就業公債”、“中小企業振興公債”、“廉租房公債”、“國家資源儲備公債”等新的債券品種，可以用來分批置換央行的外匯資產，所獲的外匯，可以進口先進的醫療設備來幫助醫療衛生事業，引進技術專利來幫助創新與就業，引進環保節能技術可以用來改善住房的節能環保品質等。

除此之外，更多的外匯資產在被類似的資產置換出來后，不一定要到海外去投資金融資產，這些外匯可以用來回購在中國非常賺錢的外資企業的股權。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外資企業已經在中國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中形成了強大的壟斷勢力，從長遠來看，絕非中國之福。外匯與其投向人生地不熟的海外，不如投在知根知底的本土外資企業的股權中，市場環境、法律政策、政府監管都不存在任何障礙。這樣做的好處是，這些外資企業已經形成了市場壟斷，利潤很高，對它們進行股權投資將有較高的成功概率，說白了就是對它們進行分權分利，既保證了外匯儲備投資的安全，又實現了監督外資企業市場壟斷的效果，至於這些企業是否心甘情願讓出股權，這就是商業談判加政府勸導的技巧了。一般而言，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只要政府下決心去做，沒有談不成的買賣。如果在天時、地利、人和全部占齊的情況下，還不能做好，那麼外匯儲備投向海外的股權和金融資產的念頭趁早打消，國內的優良資產都搞不定，在海外客場的情況下，就能買到好資產嗎？稍動腦筋想想就知道沒戲。

當外匯儲備被逐步從央行資產中置換出來后，人民幣的發行儲備將由日益貶值的美元資產，逐步替換為中國重點產業和民生事業強大的新興生產力，人民幣將與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日益契合，真正做到人民幣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原則。逐步減少對外國貨幣的依賴，實現人民幣發行的獨立自主。

好貨幣的重要特點

對於普通人來說，貨幣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熟悉是因為人們每天都在使用貨幣，陌生之處在於大家並不了解貨幣是怎麼來的。簡單地說，貨幣乃是財富的一種收據，有財富做抵押才能發行貨幣。那麼什麼又是財富呢？財富就是通過人們工作所創造出的各種商品與服務。

人們將勞動所得交給社會，社會給予財富的收據作為憑證。大家接受這種收據的原因是，人們可以用這種收據在需要時，去社會兌換所需要的別人的勞動成果。

這種財富的收據構成了社會財富所有權交換的基本手段。因此，貨幣決定了社會財富的分配和流向。如果誰能在貨幣上做手腳，他將能夠不為人知地改變財富的所有權，操縱貨幣價值就是在悄悄地轉移社會的財富。

正是因為貨幣是社會財富分配的核心手段，因此貨幣最核心的基礎就是道德原則，即貨幣究竟為誰服務。在西方貨幣理論中，迴避了貨幣的道德原則問題，而這恰恰是貨幣最不可迴避的問題。

沒有貨幣的道德原則，就不會有社會財富公正分配的基礎。一個缺乏公正分配製度的社會，就必然縱容財富的偷竊甚至掠奪。很少有人意識到，廣泛的社會不公正和貧富分化的根源，其實就在於不道德的貨幣原則。

在貨幣的道德原則基礎上，任何一種良好的貨幣，都必須同時滿足下面的條件：

·貨幣主權完整；

·貨幣信用優良；

·貨幣使用性強；

·貨幣穩定性好；

·貨幣方便獲得；

·貨幣接受度高。

貨幣主權就是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控制自己的貨幣政策，別國的貨幣對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如19世紀的英鎊與20世紀的美元，別國基本對其貨幣政策無從置喙。

貨幣信用是指貨幣發行者從不食言，深受大眾信賴。反面例子就是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深受各國詬病，但是仍然我行我素，以濫發美元來變相賴賬。還有就是蔣介石的法幣與金圓券，言而無信，反覆欺騙大眾，最終落得個被徹底拋棄的命運，毀了貨幣，丟了江山。

貨幣的使用性體現在其具備購買所需商品的能力上，一種貨幣無論它聲稱的價值有多高，但是如果買不到需要的東西，那就不具備貨幣的可使用性。如果消費者需要購買石油，他可以用美元買到，但是日元就不行。在購買商品時，貨幣所受限制越少，貨幣的使用性越強。

貨幣的穩定性就是貨幣的購買力能夠保值，如金本位時代的英鎊和美元，都能保持上百年的購買力基本穩定，1664年的1英鎊在250年以後能夠買到同等數量的牛肉，1800年的1美元，到1939年時，基本可以買到同樣多的麵包，這就是購買力穩定的良好標誌。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39年後，其購買力大大縮水了，1美元大約損失了90%的購買力。

貨幣方便獲得也很重要，如果沒有足夠的金融基礎設施，貨幣獲得的成本將相對高昂，時間也會相對較長。假如在海外旅行的人，需要獲得人民幣，那基本沒戲，因為並非所有銀行都有人民幣的存儲，非要得到，則時間和成本都將非常驚人。

貨幣的接受度，實質上就是貨幣的流通域有多大，願意接受的人群有多廣。手持人民幣在香港問題不大，到東南亞也還可以走得動，但到了其他地方，只怕就很困難了。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就更是如此。貨幣互換是個好辦法，但路還很長。

人民幣要想成為世界貨幣，就必須認真對待上述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差距仍然很大。除了貨幣的實力與國際貨幣的差距還很大之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非常缺乏成為國際貨幣的心態。這一點，在中美匯率交鋒過程中盡顯無餘。

窩囊的債權人與囂張的債務人

國防大學金一南將軍曾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什麼叫戰略威懾？一是你要有實力，二是你要有決心使用這種實力，三是你要讓對手相信你敢於使用你的實力！”

戰爭的核心目的在於掠奪財富，貨幣戰爭較傳統戰爭更為“文明”之處在於，它是通過不流血的手段而達成掠奪財富的目的。制止貨幣戰爭的唯一手段就是讓挑起戰爭的一方確信發動戰爭的成本高於戰爭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