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第45章 金融高邊疆與人民幣國際化(3)

2010年10月13日，在韓國首爾召開的“世界知識論壇”中，兩位世界級的學者保羅·克魯格曼與尼爾·弗格森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美國國債市場是否能夠承受中國拋售”的激烈辯論。

在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看來，美聯儲即將開始的第二輪印鈔計劃的核心是更大規模的債務貨幣化，而最大的隱憂是美國國債投資人將喪失對國債的信心，從而引發美國國債被拋售。

克魯格曼則認為第二輪印鈔計劃的關鍵就是迫使儲蓄者花錢消費，以刺激經濟復蘇，否則他們就必須承受財富被侵蝕的後果。至於中國等美國債權人並不值得擔心，美國財政赤字也不是問題，他認為債權國不可能拋棄美國國債。他甚至強調，即便是在這些國家拋售美國國債時，美聯儲也可以照單全收。

對於債權人拋售美國國債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憂慮，而克魯格曼覺得無所謂，克魯格曼的樂觀真的站得住腳嗎？

在美國經濟復蘇並未暴露出明確的危險信號時，突如其來地宣佈“第二輪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確實顯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麼原因迫使美國做出了這樣一種嚴重衝擊全球外匯市場的選擇呢？

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信用擴張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來，高度負債的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財富損失高達13萬億美元，官方失業率接近10%，真實失業率達到18%。在財富損失和實際收入及收入預期下降的雙重壓迫之下，消費者被迫開始提高儲蓄率，削減消費和償還債務。2009年，美國私人部門的信用收縮了1.8萬億美元。

如果我們把經濟比作一部龐大的水車，那麼信用擴張就是推動經濟齒輪轉動的水流。當信用擴張停滯甚至收縮，經濟齒輪的轉動就會停止或反轉。經濟齒輪正轉則創造財富，如果反轉則如同吞噬財富的絞肉機。

私人部門的信用擴張開始坍塌，引發了伯南克的恐慌，因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專家，曾明確表示絕對不會坐視通貨緊縮的“恐怖經歷”再現。他長期以來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現這種苗頭，他的應對之道就是“借鈔票、印鈔票、花鈔票”，甚至從直升機上撒鈔票來促使人們花錢，以“恐怖的通脹”來對抗“恐怖的通縮”，以至於榮獲了“直升機上的伯南克”的雅號。

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2009年，當美國私人部門信用收縮時，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的負債開始激增，其擴張規模高達1.8萬億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門的信用坍塌，這樣才使美國經濟維持了增長。但是，目前的情況是，政府信用擴張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盡，美國經濟復蘇的力量已呈強弩之末，政府債務的猛烈擴張沒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門的信用擴張重新啟動。

這就是第二輪印鈔行動的原因。美聯儲通過將債務貨幣化，再次向經濟體注射信用擴張興奮劑。

所以，克魯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聯儲決心印刷6000億美元來全力購買國債，那麼中國如果拋售一部分國債應該不會對國債市場造成什麼重大衝擊。但弗格森的思慮更加長遠，美國國債約一半規模的融資要仰賴國外投資人，而中國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匯儲備，中國作為美國國債數一數二的大買家之一，其巨大的資本實力和心理勢能，將對美國國債市場的投資氛圍產生重大影響。在突發的事件中，中國的行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難以控制的鏈式反應，從而引發國債市場的災難。

截至2010年6月，美國聯邦政府負債總額已突破13萬億美元大關。美國國債目前已達到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將有極大的惡性通貨膨脹的風險。美國財政部向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到2015年，美國國債規模可能進一步攀升至19.6萬億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今後5年中，如果美國要新增6.6萬億美元的國債，其中3.3萬億美元的融資要仰賴外國投資人，而手握世界外匯儲備總量近1/3的中國的分量可想而知。

根本不必去想像中國拋售美國國債的情形，人們只需要去推測假如中國停止購買美國國債的後果，那就是美國只能藉助第三輪甚至第四輪印鈔行動了，而且規模會一次比一次大。如果這次第二輪印鈔行動就已經嚴重衝擊世界外匯市場，以致各國貨幣戰爭烽煙四起，人們還能設想下一次的景象嗎？那時，還會有人願意或敢於持有美元資產嗎？

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其實形成了一個被顛倒的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在世界史上，人們很少看到過如此扭曲和畸形的關係。最大的債務人向最大的債權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條件，而且還動輒以懲罰來威脅。

債權人的被動不是由於實力不夠，而是使用實力的決心不夠，至少沒有讓債務人相信這一點。

人民幣在走向國際化的道路上，除了貨幣自身的因素和心態的因素，還必須考慮到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的建立與完善。

清算中心：金融網絡的“路由器”

“我們一直設想如果你想癱瘓美國經濟，你會首先癱瘓它的支付系統，銀行將退回到低效的手工匯划貨幣作業流程，商業將退回到物物交換和借條的原始狀態，國家的經濟活動水平將像自由落體的石頭直線下滑……美聯儲的電子支付系統每天在銀行間和世界各地划轉高達4萬億美元的貨幣和證券……我懷疑‘9·11’的劫機者是否想到了實質性地破壞金融（清算與支付）系統（的威力）。”[1]

——格林斯潘

在互聯網的世界裏，路由器乃是信息在網絡中自由、有序、準確、高效流動的核心部分。在千百萬個計算機相互同時發送和接受信息的流通路徑上，如果沒有路由器的路徑指導，信息流動將呈現完全的混亂。

金錢在金融的網絡節點中流動同樣需要金融網絡的“路由器”，這就是清算和支付系統。

從清朝寧波錢莊首創的“過賬制度”，到上海錢業公會所執行的“大匯划庄”體系，從中央銀行的清算系統，到美國的聯邦資金轉賬系統（Fedwire）、“環球銀行同業金融電訊協會”（SWIFT）和歐洲的“泛歐自動實時總額結算直接轉賬系統”（TARGET）的支付結算系統，從威士卡（VISA）信用卡到中國銀聯的銀行卡清算中心，金錢的流動片刻也離不開清算與支付系統的運作。

清算系統的要害在於每一筆資金的往來都會在此留下痕迹，如果順藤摸瓜，通過現在的數據挖掘技術，將能夠發現資金往來賬戶的規律，賬戶所有人的信息，甚至消費習慣，而這些信息具有重大的價值。

羅斯柴爾德曾在1939年向丘吉爾遞交了一篇關於德國戰略物資採購的分析報告，他通過對金融系統的分析來研究軍事問題，開創了一種非正統但極富遠見卓識的思路。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在各國的分支機構，採集多種多樣的金融交易信息，其中包含着德國各類物資採購和交易的關鍵數據。納粹政府所有的物資採購，只要通過銀行系統來進行交易，都會在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體系的監控範圍之內。羅斯柴爾德通過對這些金融數據進行細緻分析，得出了德國在軍事物資和武器裝備方面的採購規模等關鍵信息，結論表明，納粹正在執行軍事擴張計劃。丘吉爾的戰爭辦公室對這個年輕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為讚賞。正是這篇報告使得羅斯柴爾德在1940年順利加入英國的情報五局B部，主要進行商業反間諜工作。[2]

羅家正是利用銀行交易記錄和在銀行網絡中的清算數據，以及交易賬戶所有人的相關信息進行分析和研究，並估算出了德國準備發動戰爭的時間和戰爭規模。

那是70年以前就已經被實際驗證的金融“數據挖掘”的威力，如果結合今天的超級計算機和大型複雜的數據挖掘軟件技術，清算中心留下的金融活動痕迹將暴露出資金背後更多的秘密。

這也就是威士卡和中國銀聯卡爭奪清算權的要害之處！這絕不僅僅是商業利潤問題，這是國家金融核心機密的問題！

在中國境內，外國的信用卡被中國法律禁止建設自己的支付和清算系統，所以無法掌握中國境內客戶的核心金融數據機密。這種法律規定當然使威士卡公司氣得跳腳。但是，如果任由他們深入中國發行數以億計的信用卡並建成了自己的清算體系，錢被賺走還是小事，關鍵是中國數億人的每一筆刷卡交易的數據都將被掌握，這樣的後果將不堪設想。想像一下，你的每一次刷卡行為，都將泄露你的銀行賬戶、購買商品的商店、交易金額、交易時間等信息，你的所有交易行為都被別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對方再通過其他渠道收集你的銀行開戶信息、房地產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當這些信息被強大的數據挖掘工具拼接和分析之後，數億人的金融財產秘密都將被掌握，甚至連你最愛喝什麼牌子的紅酒，抽什麼牌子的香煙，開什麼型號的汽車，穿什麼牌子的服裝，最愛去什麼地方旅遊，喜歡哪家航空公司等信息都將泄露。一句話，你的生活細節都有可能被人細細地查看與分析，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小到個人私隱，大到國家機密，或者企業的商業活動是經不起這樣的“挖掘”和“分析”的。這些數據的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可能要比戰略核武器的機密還要珍貴！

目前，威士卡和銀聯卡鬥爭的焦點在於，使用雙卡的客戶在海外交易中到底走誰的清算中心。如果走威士卡的清算通道，那麼所有持卡消費的客戶的交易細節，都會被威士卡的數據清算網絡所捕捉到，並被存入一個龐大的數據中心“聽候發落”。

如果說中國軍隊在戰爭的情況下，不敢依賴美國的GPS衛星定位系統或歐洲的伽利略系統來為自己的導彈導航和定位，那麼誰能保證在戰爭或金融博弈中，中國客戶的金融交易數據不會被歐美的清算中心用於其他用途呢？

金融高邊疆的建設，必須包括建立獨立自主的全球金融清算和支付系統，就像中國獨立研發自己的北斗系統一樣。沒有自己的金融“路由器”，中國的金錢在國境之外流動時，就沒有可靠的信息安全保證，更談不上資金在商戰中的隱蔽性和突然性了。事實上，國內很多金融機構在國外金融市場對賭和搏殺中遭到慘敗，應該從資金在境外流動過程中是否可能泄密的角度去思考。

人民幣國際化，絕不是將人民幣放出去就萬事大吉了，貨幣的“體外循環”更需要強化資金監管。美國對國際資金往來的監控能力就非常強大，無論在哪個國家，無論用誰的賬戶，無論在什麼時間，只要與美國的敵對國家的銀行賬戶有任何資金往來，只要不是現金交易，幾乎都逃不出美國的“法眼”！美國正是通過對全球清算體系的控制，來睜開這一“法眼”的。設想一下，如果這隻“法眼”不僅僅盯住恐怖主義國家的銀行賬戶，而是感興趣地監查某些國家或公司的銀行賬戶，什麼國家機密和商業機密不能被偵破？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馬哈蒂爾就曾抱怨，誰也不知道對沖基金的資金從哪裏來，又是如何發動打擊亞洲貨幣的進攻的。那是馬來西亞看不見，美國的“法眼”豈能看不見？！

如果不掌握世界清算體系，在發生貨幣戰爭之時，就將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而另一方在清算體系的支持下，就好像通過間諜衛星，將清楚地看到這一方排兵佈陣的全部安排，這個仗還怎麼打？

人民幣走出國門，如果沒有掌握清算中心，那就變成“放出去，看不見，也管不着”，問題就麻煩了。同樣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泰國的泰銖與香港的港幣同為自由兌換貨幣，差別在於泰銖大量散落於東南亞各國，港幣則只集中在香港。當索羅斯開始在東南亞悄悄收集泰銖時，泰國中央銀行竟毫無察覺，最後索羅斯發起了突然而強大的攻勢，泰銖很快就敗下陣來。

在香港，索羅斯準備故技重施。他大量收集港幣時，很快被香港金管局發覺，結果偷襲變成了強攻。金管局採用了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的招數，極大地增加了索羅斯襲擊港幣的成本，最後逼退了金融大鱷，保住了港幣。泰銖與港幣命運的一個重要差別就在於，泰國無法監控流通在國外的泰銖去向，結果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港幣則集中在香港，完全在當局的管理權力範圍之內，金融大鱷很難偷襲得手。

貨幣本位、中央銀行、金融網絡、交易市場、金融機構與清算中心共同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戰略體系。在這一體系之下，貨幣從被中央銀行創造出來的那一時刻開始，到進入全球金融網絡，流轉於世界清算中心，現身於國際交易市場，轉手在各國金融機構的賬戶之間，最終迴流中央銀行，在這一貨幣大循環之中，每一個環節都必須處在嚴密的保護和監控之下。貨幣的管理機構必須清楚地知道，貨幣在國際大循環過程中處於什麼樣的狀態，誰是貨幣的最終需求者，他打算如何使用這些貨幣，他是通過什麼渠道和方式在使用，這些交易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範疇，他的交易對手是誰等重要信息。

人民幣要走向世界，當務之急就是建立獨立、強大、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人民幣清算體系，同時應該大力支持銀聯卡在全球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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