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爾維諾在中國的冷遇說起（3）

而美國別的作家和作品，也都在美國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烘托中，顯出了文學的強勢，加之那些作家和作品，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米勒的《北回歸線》、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和金斯堡的《嚎叫》、克魯亞克的《在路上》等，確實個性鮮明，追求明確，他們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成群地湧入了中國。這其中還有“意識流”的代表作家們和法國“新小說”流派的作家們，他們成群結隊，一擁而入。這時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走進中國時，相比之下，就顯得勢單力薄、孤軍奮戰了，儘管他在小說形式的探索和實踐上，要比以上作家走得更遠，也更為豐富。可畢竟，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既不能像美國作家那樣，無意識地藉助一個大國的文化強勢之艦，也不能如拉美小說和法國作家那樣藉助在世界上業已形成的流派、旗幟、主義的號角與召喚力。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小說形式的卡爾維諾在中國當時文學的狂歡中，被別國他家集體高呼的聲音所淹沒就不足為奇了，遭到相對的冷遇也就不無道理了。

卡爾維諾在中國文學黃金時期的熱潮中受到冷遇的原因，我們還可以說出很多來，但從以上的因素，我們可以多少理出中國作家、讀者、批評家和出版者大致的一些特點來。當然，錯過了那時走入大批中國作家和讀者視野的黃金期，不是說卡爾維諾在中國沒有他應有的地位了，就今天來說，還是有很多中國作家與文學愛好者喜歡卡爾維諾和他的小說。我也相信，卡爾維諾以後在中國會有他更長遠的讀者和影響力，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讀者和作家對文學的關注與意大利作家和讀者的差異性：

一、中國文化環境中的讀者和作家，關心小說的內容更甚於關心小說的形式。當作家在說小說的形式和內容同等重要時，讀者卻是始終把內容放在第一位，把形式放在第二位的。1979年卡爾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問世，因為他在小說藝術形式上的新試驗、新開拓，在意大利所取得的轟動效應--一時間報紙、電台、學校和各種刊物共同討論，甚至在高校臨時修改課程而來參與討論這部小說--這種情況，在過去和現在的中國(色色小說，都不太可能發生。中國可以發生因為小說的內容而引起的各種議論和熱潮，但不會首先是因為小說的形式、語言而引發轟動和討論的熱議。

二、中國更注重把生活和小說相對應。生活中有什麼經驗，小說中就應該有什麼反映，這是中國讀者的文學觀，也是中國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和魯迅留給我們的文學傳統。這也就註定了在形式上走得過遠的作家在中國必然是孤獨的。

三、基於以上的文化環境和傳統，中國作家、讀者、批評家與可以影響、管理作家寫作和思想的權力機構，都更推崇大眾可以接受的普遍認同的傳統現實主義，而不是作家的藝術探索精神與其他更具作家個性的寫作和主義。

四、中國文化的中心哲學是“中庸”，而不是個性。文學的意義在於個性，而不是中庸。這是今天中國作家在整個中國文化和文學上的矛盾，而不是某個人和某種文學主義與中國文化的不合。而從這些方面去說，卡爾維諾不僅過去在中國受到了冷遇，而在文學的未來，我想也難以形成一個文學的新的熱潮。但我們必須承認，卡爾維諾不會因為他在中國受到了文學冷遇就降低他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和地位。我們必須承認，卡爾維諾的寫作是偉大的，意大利的文學是偉大的。

因為時間的原因，我們今天的聊天就先到這兒。

2011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