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創造慷慨文化的時代（2）

第一個星期，每個中心都會有七到八位家長遲到。*接下來，研究者們在其中6所日托中心設立罰款制度，聲明說：從今往後，遲到10分鐘以上的家長，將會被罰款，罰金會被自動添加到他們的賬單上。

（另外4所中心作為控制組，依然保持不變，以保證在選定的6所中心裏任何被觀察到的現象都是罰金帶來的後果。

）6所日托中心實施的新規則，對家長行為的影響立竿見影：遲到的家長增多了。

在第一周里，遲到的家長數量平均增加到11名；第二周增加到14名；第三周增加到17名。

遲到事件在實驗開始一個月後達到頂峰，差不多每周有20位家長遲到，人數幾乎是實施罰款前的3倍。

此後，罰款制度依舊存在，遲到人數存在波動，但從不會少於14個人，很多周甚至接近20個人。

與此同時，4個控制組中遲到家長的人數並沒有改變。從威懾理論的角度來看，這個結果是有悖常理的。

罰金很少，只有10謝克爾（約合3美元），但是再少也應該有一定的威懾作用。

應該說在懲罰制度實施之前，接孩子遲到再不好，總強過罰款10謝克爾。

即使數額太小以至於起不到威懾作用，也不應該不減反增吧。不過事實就是如此。

罰款明確之前，家長和老師之間的討價還價，被格尼茨和魯斯蒂奇尼稱為

“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contract），即是一系列部分發生在市場上，但對一些行為規範（包括接孩子這類行為）的解釋留有餘地的關係。

正如他們在論文中指出的，

“家長們可以對這件事形成各種各樣的看法，並依據自己的看法行事，很大程度上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一旦確立懲罰制度，模稜兩可的狀況隨即消失，之前被確立的行為規範迅速瓦解。

罰金將日托由共享事務變成了赤裸裸的付費交易，允許家長們將老師的時間看做商品，並且在這裏還是很便宜的商品。

家長會認為罰金已經代表了由他們帶來的不便的全部價值，罰金同時也消除了家長對因為傷害工作人員的善意而可能遇到的一些不確定後果的恐懼。

格尼茨和魯斯蒂奇尼在3個月後撤銷了該罰款制度。然而，罰款雖然被撤銷了，但接孩子遲到的人數並沒有下降到實施罰款制度前的水平。

實際上，還保持在和有罰金時一樣高的水平。家長如今視日托工作人員為市場交易的參與者，而不再是以前那樣需要尊重的人了，這改變了家長對這些工作人員的看法，觀念一旦改變，其影響比懲罰制度更加持久。

文章說，人們可以對遲到的家長通過罰以重金加以威懾，但實驗表明，市場交易不僅僅是在人類其他動機的基礎上增添了東西，它的存在就足以改變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