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遺失的美好”（3）

英國現代歷史學先驅伯林-布魯克認為，當紙質史書與親歷的口述史發生衝突時，口述史有着可信任的優先權。因此，上述這段史料我們無疑是不能忽視的，該文的撰文者萬鴻年，當時是大眾書店的編輯，後來擔任過農工黨北京市宣武區工委第一、二、三屆主任委員，文中所提到的季方後來擔任了大陸的政協副主席，是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孫炳文與任銳的女兒則是話劇表演藝術家金山的妻子、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而楊允鴻卻是國民政府的政治犯，有過被當局拘押的經歷，屬於當時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需要說明的是，萬鴻年所提到的另一位主編“丁丁”並非名為“丁夜鶯”（疑為“夏鶯”之口誤，筆者注），而是另一位作家丁嘉樹的筆名。

從這段話來看，《絜茜》雜誌是進步的刊物，甚至還有農工黨成員楊允鴻作為“操控”者協辦，其幕後總導演乃是被官方稱為“新四軍老戰士”的季方。既然如此，這份刊物緣何還會受到錢理群先生如此地攻擊？

當然，筆者還可以提供一些零星的史料，讓這個問題變得更難理解。該刊的創始人之一張資平曾被斥責為“漢奸文人”的典型，甚至有些大陸學者還用了戰爭化的語言稱《絜茜》等雜誌是“配合著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而“有組織有計劃的”對革命文藝的文化“圍剿”。可事實上，這份刊物卻刊載了不少關於工農群眾疾苦生活的稿子，甚至在約稿函中還聲稱“尤其是以工農勞苦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當儘先刊載。”——但是作為左翼理論家的唐弢又對其提出了批判：“這就是所謂的‘絜茜派’，編輯了《絜茜》月刊，反對普羅文藝。”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問題果然複雜化了，但是當問題越是變得複雜時，往往就越接近真相，文學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一．三個張資平

要想解讀《絜茜》月刊，必須要先解讀其創刊人、核心編輯者及其主力撰稿作家張資平。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界“重讀二張”（另一位是張愛玲）漸成熱潮，關於其研究論文、學術專著已算多泛。張資平在現代文學界知名度頗高，緣由乃是他曾為筆下兩位“漢奸文人”之一（另一位則是魯迅的胞兄周作人）。因此，筆者在這裏對於他的生平不再贅述。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們學術界所關注的卻是“第三個張資平”——即1937年參加“興亞建國會”並擔任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主任的“變節者”張資平。而他變節投敵則是好友郁達夫在1940年4月19日《星洲日報-晨星》上揭發的，郁達夫在文章中訓斥其為“喪盡天良的行為”，繼而領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又對其點名批判，使得張資平文化漢奸之名揚名海內外，成為眾矢之的。以至於抗戰結束后，胡適、陳立夫均拒絕為其說情，他險些身陷囹圄，幾乎成為流落上海灘的流浪漢，但是1949年之後沒多久，他旋即因“漢奸罪”被投入監獄，最後死於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