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9）..

周煦良的《戰後英國政治瞻望》就是一篇表露出自己政治想法的論文（在1949年之後周煦良絕口不提自己當時有這樣的想法），認為英國龐大的工商業“尾大不掉”，可以考慮實現“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又不是慈善事業”，於是只好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間折中，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曾一度在“第三黨”中流傳，在當時知識分子中影響深遠；而林子政的《刺刀與教育》則分析了戰勝國如何對待其他弱國“革命運動”的關係，認同於戰勝國的刺刀實際上是為了害怕別國的“革命”蔓延，而卻打着“保護”的旗號——這對於當時的中蘇關係、美日關係，無疑是有着現實性意義的。

知識分子參政、議政並對國家前途各抒己見，是《新語》的最大特點，除卻寥寥幾篇純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幾乎政治貫穿了該刊所有文章的主題。《新語》雖然存在時間極短，但是卻有着值得深究的社會影響，筆者在這裏權且拋磚引玉，留待諸方家賜教。

拙以為，《新語》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大概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對當時的學者起到了一定的鼓動作用，為他們從“學者”向“知識分子”的轉化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並且為學者參政探索了一條路徑。

《新語》最大的特點就是學者雲集，除卻以文學學者為主體的作者群之外，還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生物學家秉志，這對於當時的學者應該有着積極的意義。因為傳統的職業時評家與學者本身從屬兩個陣營，兩者較少產生接觸。

畢竟《新語》在當時的影響力已然無法考證，但是我們唯一可以知曉的是該刊是當時唯一一本由純學者在特定時期創刊的時評刊物，雖然他們還拿出藝術、文學為遮羞布並將時評更名為“綜合”，但是這並不能掩蓋他們從江湖走向廟堂的天然理想。

至少，《新語》為學者參政探索出了一條路徑——雖然這是一次並不徹底的失敗，我們並不能把該刊的停刊歸結於學者們對於時局的失望，畢竟《新語》第三期還刊登了“漲價啟事”，因為該刊面對當時飛漲的物價，已經快難以為繼，甚至不得不靠增加廣告（第一期一個廣告，第四期四個廣告）來平衡開支。

從學者向知識分子過渡，無法進入政壇核心，只好利用大眾傳媒，以及自己對於時局的看法，形成公共性的觀點，這是現代中國學者向知識分子變遷的範式。《新語》是這種範式的最好實現方式——自我話語、公共話語與政治話語的三重轉換，從而實現知識分子迫切參政的理想，但是在的政體下，這其實是一種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