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8）..

常理說來，如此遣詞造句出現在政論文字中，幾不可想像，從其內涵上看，當是科技說明文無疑，若是從其結構上看，又是一篇頗有文學審美價值的駢體散文。其措句之典雅，結構之全面，用語之含蓄，修辭之優美，有理有據，一問一答，篇末點題更洞見作者古文功底。拙以為，這決非當時滿腔激情一般性的政治話語所能踐行。（右圖為《新語》刊登的時評，有簡陋修改過的痕迹）

像這樣以文學敘事倫理來實現政治話語的篇章，在《新語》作者群中並不罕見。與《新月》、《觀察》等刊物的時評作者群不同，《新語》的作者都不是專業的社會活動家與政治時評家，他們都沒有政治學的專業背景，而且之前基本也沒有時評的寫作經驗，他們都是一流的文學家與翻譯家，是特定時代下知識分子的國家意識與責任心促使他們以滿腔的熱血為墨，並以“業餘時評家”的姿態出現在上個世紀40年代中國的時評界的——這讓他們的文字或多或少地缺乏了專業的政治學知識，也未必有強大的號召力。縱觀這五十餘篇時評所擁有的是書生氣的文學性——但是恰恰是這一點，《新語》的時評作者群亦是當時最為傑出、有特點的時評作者隊伍，因為這一特點並不是缺點，而是同時代其他時評恰恰不具備的文學敘事倫理。

三．政治、文學與知識分子

《新語》創刊休刊僅僅數月，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風雲突變的幾個月，也是大轉折的幾個月。如果說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是上個世紀30年代的意識形態主潮的話，那麼“革命壓倒救亡”就是上個世紀40年代後期的意識形態主潮。

這裏所說的“革命壓倒救亡”並非是革命取代了救亡。在這裏，“革命”是一種代表黨派之爭，即誰的槍杆子硬，誰得民心誰便可以問鼎中原的“權威主義”，而“救亡”則是一種喚醒全民族意識，並且為“建國大業”而形成共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兩者的偏重點雖然都是關於政權的意義認同及其重構，但是前者側重於一種內部權力場的解構，使得權力被重新分配，而後者則側重於一種外部權力場的爭奪，使得權力被重新獲得。（左圖為筆者與《新語》當時唯一健在時評作者黃宗江先生合影，宗江老已於2010年辭世）

從“救亡”到“革命”急轉突變，非但周煦良不習慣，發出了自己被“遺棄掉”的怨詞，而且一批知識分子都對中國的前途產生了懷疑。尤其是一些費邊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學者始終認為，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國共兩黨正好可以如英美等國一樣，及早實現多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