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7）..

前蘇聯語言學家M.赫拉普琴科認為，文學敘事語言的特徵是通過兩個基本的功能所表現出來的，一是“與日常生活語言區分開來”，此為文學語言的“交際功能”，另一特徵是“文章意境中詞彙會有‘含義增加’的情況”，這是文學語言的“審美功能”。此兩種功能為文學敘事語言所特有的，也是有別於其他敘事語言的特點，在《新語》所刊發的時評中，卻充分地體現了文學語言的特點——與日常生活語截然不同的兩套語言系統，以及其所使用詞彙的“含義增加”，使得時評性的政治話語開始有了文學敘事語言的特徵。

譬如傅雷（署名迻山）的《所謂人道》一文，便是一篇文筆曉暢，具有散文韻味和文學價值的時評，這是一次政治話語與文學敘事頗為完美的結合：

假使殺人行為的應否譴責，當以被害者人數多寡而定，那麼多寡的標準如何？傷五命十命的兇手，該處以怎樣不同的死刑？

假使殺傷非戰鬥員才是戰時人道主義的起點，那末，從古以來，有一次或大或小的戰爭不曾傷及過貧民？這一次的戰爭先後已歷八年，血流成河，屍橫遍野，還不足以形容它的慘酷，正義之士為何緘口不言？

若論質疑之語氣，當不如之前周煦良的語氣來的猛烈，但是傅雷激動起來的“雷火靈魂”、“江聲浩蕩”並不比周煦良溫柔絲毫，拋卻行文的感性因素不談，僅從該文的敘事方式來看，兩段以“假使”開頭的自然段，不但邏輯嚴密，而且有着特有的文學敘事風格，兩個以條件關係開頭的從句，引出四個環環相扣的系列性質問，從而深入到問題的本質之中——這樣不放空炮，有着文學敘事式的結構在上個世紀40年代的時評創作中頗為少見——因為當時英美派政論家已經不太熱衷於“魯式雜文”的創作，而是試圖讓政論恢復到自然與理性，學術化的政論無形削弱了其應具備的文學性。

在《新語》第三期中，還有一篇《糙米運動》的時評，作者秉志是我國近代生物學的奠基人，曾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除了科學家的身份之外，曾經考中過晚清舉人的他還曾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散文家。

在《糙米運動》裏，有這樣一段文字：

原夫米之本身，乃一重要食品。其淡紅色之外層，為乙種維生素之所在，最富於營養價值，特國人喜求精白，養成習慣，務將此層磨去，以求美觀而適目。新米登場，農民碾去其硬皮；此時所謂糙米者，乃營養之珍品也，而必須經磨房一番研磨，嶄然潔白，以求所謂“大米”者，社會始愛嗜之，此時米粒所具營養之美質，所謂乙種維生素者，已完全失去。本身所存者，大部分為澱粉。其他為營養所需之各質，幾等於零。國人窮年累月生活於澱粉中。其體力之發育，尚能望其健全乎？